在研究关于傣泐手稿论文集时，手稿的发展过程已然成为一个值得加以关注的重要问题。手稿的格式、布局、材料、副本、标点符号和手写体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通过研究，笔者发现自1950年1月中国共产党解放云南后，一部分手稿受到了现代印刷技术的影响。

笔者将论文中的傣族贝叶经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

第一时期：1884—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取得胜利以及传统召法制度（最高统治者被称作召片领）的结束（1950年）

这一时期的手稿特点似乎已经成为贝叶经的一种标准形式，即以桑树纸作为书写材料，用黑墨水书写文字，在页面顶部装订，而且手稿是用连续的文字书写，文本中没有标点符号，有时只用空格和（或）其他标点符号来分开段落和句子，在末尾插入空白行，以将末页（版权页）与正文分开。此外，抄录者会用特殊的符号标记文章或章节的开头和结尾，并采用方形框标记和突出关键词语。

（1884年《勐泐志》云南大学收藏，昆明）

第二时期：1950—1966年，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大约此后的15年期间撰写手稿基本停滞）

这个时期的贝叶经与第一时期的贝叶经有很多共同点，但也有一些变化。第一，部分手稿材料是由工业用纸制成，用订书机装订而成。第二，手稿的布局略有不同，新段落的第一行是缩进的；但有些文稿依然像第一时期的文稿一样，段落开头没有空格或缩进。第三，使用了印刷书常用的标点符号和圆括号。第四，文本末尾标注了具体的公元时间，而且日期是按照阳历标注，而非沿用阴历的祖腊历（CS）系统。

（1966年Phaya Coeng时期：云南大学收藏，昆明）

第三时期：1980—2013年，改革开放后时期，标志着贝叶文化的复兴

在这一时期，原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反映了其受到了日益发展的现代印刷技术的影响。

相比之下，第一时期提到的两种手稿格式，其中一种在顶部进行装订，而笔者发现这一时期的部分手稿却像印刷书籍一样是在左侧装订的。

此外，笔者发现大量的手稿是用黑色墨水或圆珠笔写在工业纸上的。

另外，有些撰写员将文本抄录到由工业纸制成的笔记本上，如下面手稿所示。而且撰写员试图保留桑皮纸手稿上的一些古老特征，就像他们仍然会在封面页使用短冒号，在文末使用冒号。

（《景龙十二位统治者》，Grabowsky收藏，1986年）(www.daowen.com)

另外，部分信众通过把记载着宗教经文的经卷赕给寺庙来积攒功德。而在过去，资助人会雇用撰写员为他们制作手稿，但我发现有些手稿是用复印机复印出来的。

（Parami，景龙，Techasiriwan收藏，2012年）

另一个案例则是书写材料和写作方式混合的手稿。这是一份佛经手稿，封面和封底是用构树纸制作的，正文标题以及所有权声明（里面提及所有者的名字和收购年份）是手写的，但正文却非手写，而是用工业用纸打印而成的。最重要的是传统的旋风式装订方式让手稿看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复制品。

（《景洪志/纪事》，景龙，Grabowsky收藏，1999年）

最后，笔者还发现了保存和复兴傣泐文学的尝试性实践。在昆明印刷出版的一本傣汉双语出版物中，发现了傣文文本的傣文字体不是打印的，而是用旧傣泐手写的，内容是有关云南省少数民族傣族的地方志、传说和习俗法的合集。

（昆明出版的《孟连宣抚司法规》，Techasiriwan收藏，1986年）

令人欣慰的是，从过去到现在，傣族贝叶文化在经历了多次变革、不同境遇和危机的情况下，仍被保存下来并延续至今，让他们宝贵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得以代代相传。

（说明：参考文献略，详见书内本文的英文版）

【注释】

[1]本文为作者在《云南南部和老挝北部的泰泐手稿：在新近恢复的手稿文化中，旁体的作用和发展》一文中的部分文本基础上修改而成，2019年，于德国汉堡大学完成。（在编辑过程中略有删减——编者注。）

[2]作者为泰国清迈大学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兰那文字文化与民俗研究中心（CLCF）主任，博士。

[3]译者为云南大学毕业的社会学硕士，现为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研究实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