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佛教的传播，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巴利语经典如“三藏经”等传入傣泰民族地区。佛教僧侣对佛教经典进行了翻译，以方便傣泰民族群众阅读和理解佛法佛规，从而皈依佛教。

傣族专家刀永明在其论文《傣族文学与佛教》中写道：“佛寺给傣族人民培养了众多的知识分子。佛寺既是传教的地方，又是培养智力人才的学校……‘康朗’是知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的注释和翻译佛教经典、佛经故事，传播印度文化。”^[7]傣泰民族译介佛教经典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音译 即用本民族文字转写佛教经典原文。胡廷武在其论文《中国贝叶经的学术空间》里写道：“公元5世纪，印度高僧觉音来到斯里兰卡，用当地的僧伽罗文字母，把三藏经全部记录下来，之后上座部佛教传到之国，也纷纷创造和完善本国或本地区文字，用于记录巴利文佛教经典，这就是今天的僧伽罗文、泰文、缅文、柬埔寨文、老挝文和中国西双版纳贝叶经的初始。这种记录，实际上也就是音译。”^[8]在德宏傣族地区，拜佛日里“贺路”（赕佛师）在佛寺为信众念诵的佛教训诫经文《五诫经》《毕杰少细》等，是用德宏老傣文将巴利语经文转写而成的。德宏傣族佛经《菩提扁细呀》《四无量》《苏巴坦》（经藏之一）、《威萨底》（经藏之一）、《阿塔散麻把尼提札》《吾巴立万纳苏》（经藏之一）、《布杂札布札立牙南》《板第路板谢》《布别杂嘎达蚌雅大》等是用德宏老傣文从巴利语转写而成的。

另有一种情形，是傣泰民族各族群用各自文字以音译方式互相转写佛教文学经典。德国老挝古籍专家哈拉德·汉德斯及老挝籍专家戴维·沃顿合著的论文《老挝贝叶经数字图书馆》中写道：“在老挝，与宗教有关的文本通常使用经文，而非宗教性的文本则由现代老挝文的前身老挝布罕文写成。有相当数量具有相同标题的作品既有经文的文本也有老挝布罕文文本。”^[9]这里的“经文”即是兰那文。也就是说，佬族人用自己的文字转写兰那文佛教经典。

傣泰民族各族群之间互相转写经文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还有一种情形是为了便于阅读，增强转写文忠实原文的可信度，进行行对行、段对段、页对页的转写。阿尼尔·释迦长老在其论文《泰国的贝叶经抄本》中写道：“在古代泰国，高棉文字作为学习和记录佛经的工具曾被广泛使用。这些贝叶经中所使用的语言为巴利语、巴利语—泰语、巴利语—高棉语、泰语—高棉语以及泰语。有些贝叶经里，甚至同时使用三种语言，例如在一部贝叶经中同时使用巴利语、泰语、高棉语。”“兰那经文（兰那文）贝叶经多数是在泰国北部发现的。这些贝叶经使用巴利语、巴利语—兰那语和泰语—兰那语。”“在泰国东北部发现的贝叶经多数是经文，使用的是巴利语、巴利语—泰东北语和泰北语。”^[10]音译作品的习俗在泰国一直流传至今。《召门隆》（门隆王）、《玛卡瓦》（因陀罗神）等原文是用缅甸泰痕文书写，后有专家用泰文转写，单页为原文，双页为转写的泰文，逐行遵照原文转写。(www.daowen.com)

注疏 亦即对原文进行注译。如西双版纳的《中阿含经》，有贝叶经和绵纸经两种形式，其内容结构中，一般是巴利语和当地傣语相结合，即前半段若是纯巴利语，后面一定紧跟着傣泐语解释。

阿尼尔·释迦长老在其论文《泰国的贝叶经抄本》中写道：“泰国国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贝叶经分为14类。分别是：1．巴利经典：由巴利三藏组成；2．注解部分：由对巴利经典进行的注评组成；3．次注疏部分：由对巴利经典进行的次级注评组成；4．次—次注疏：由对论藏的次—次注评组成；5．新次注疏：由对经藏的新的次注评组成；6．解译：由对巴利原典的解释说明组成；7．别论：由与巴利三藏相关的专论组成；8．专门的文学作品：由与巴利原典相关的专门的文学作品及其注疏和次注疏组成……”^[11]

泰国阿育陀耶王朝时期译自巴利语的讲述佛祖前身行善布施的经典《大世词》，是一行巴利语一行泰文相间，听起来难以理解，也不连贯，于是帕昭松探国王下令再编一部同样内容的经典，一段巴利文一段泰文相间，这便有了《大世赋》。这也是注疏的一种方式。

意译 在老挝，维苏纳腊王时期（公元1502—1520年），国王将三藏经从巴利文译成老挝文。^[12]傣泰民族其他族群也都有意译佛教文学的现象。

可见，翻译是使傣泰民族佛教文学以书面形式跨界交流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