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认为，即使君主自己贤明，但是臣下如果不进直言，同样会使国家陷于危险的境地，所以他得出结论说：“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义，致天下太平！”

不过，李世民所主张的“君臣事同鱼水”并不等同于君臣之间的绝对平等关系，而是将其置于君主的专制统治之下，即他所说的“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如果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将君臣合力治国的关系提到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实现君臣共同治理天下，李世民非常注重选用人才。为了广开才路，李世民推出了士庶并举、官民同申、新故同进、汉夷并用等政策，网罗了一大批人才，魏征、王洼、马周等由此进入李世民部属的队伍，形成了唐初“贤人在位众多”的局面。

同时，李世民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自知之明。他不仅从历史人物身上，而且从平常生活中发现个人的不足，并由此得出“自知者明，信为难矣”的结论，指出：“帝王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正由于帝王不是“尽善”之人，所以李世民主张依靠臣下，集思广益。他曾对大臣魏征说：“美玉通常隐藏在石头中，不经良工琢磨，与瓦砾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如经过良工的精心琢磨，去掉石、瑕，就可以成为传世之宝。朕虽然算不上美玉，但还是希望你们这些良工来费心琢磨。”

李世民将自己比喻成在石之玉，而把辅佐自己的大臣比作良工，实际上是公开承认自己还有不少缺点，希望臣下帮助自己去除，使自己成为美玉。这样，李世民通过比喻，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期望，即通过君臣合力将大唐王朝治理好。

李世民深知要实现君臣之间的合力，就需要自己善于容人纳谏，改正自己的缺点，事实上他也做到了这一点。如贞观八年，宰相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就问他宫中正在营建什么工程。窦将此事告诉了李世民，太宗大怒，认为房、高管得太多，就叫来二人斥责说：“朕只要你们管好朝廷大事，至于宫中事情，何苦你们关心？”

房玄龄、高士廉见太宗脸有怒色，不敢作答，只能谢罪辞退。这件事马上被魏征知道了，魏征随即上奏说：“臣不理解陛下为何斥责房、高二人。也不知二人为何谢罪？他们二人既然是宰辅大臣，也就是陛下的左膀右臂和耳朵，有什么事情他们不应知道吗？陛下斥责他们是何道理，臣实在难以想通。且营建工程需要多少费用，这些工程有无必要，宰相都应有所了解。如果有必要，他们应该帮助陛下完成；否则就应该上奏请求撤除。这是君主任用臣下，臣下侍奉君主的常理。如果房、高二人过问得对，陛下就不应该责备他们，他们为什么还要谢罪呢？恐怕是陛下不识大臣之职吧？”(www.daowen.com)

魏征这番话将李世民说得哑口无言。因为李世民口口声声强调要君臣合力，共治天下，那么宰相就应该担负起重要责任，而李世民现在责备两人，显然有悖于君臣合力共治的原则。因此，魏征的话说完之后，李世民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不久便向房玄龄、高士廉二人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之意。

到贞观五年，唐朝就出现“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安静”的景象，而李世民将这一切归功于众臣，说道：“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

李世民这种重视君臣合力共治、推功及人的谦让精神，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悟在当下】决策时集思广益

领导者再有本事，充其量也是一个人。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应当尽可能多地发动下属的力量，才有成功的希望。这靠的绝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整个领导集团。

对于现代企业来说，领导者进行决策是严肃、科学而又极其复杂的事情。因此，领导者在决策时必须善于发扬民主，坚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在决策过程中，要广泛而深入地搜集群众的意见，提倡“百家争鸣”，集思广益，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决策，开“诸葛亮会”的办法就是一种好形式，它能够使领导者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使“三个臭皮匠”起到“一个诸葛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