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秦王嬴政，以敏锐的眼力看中并留住了尉缭，他并不因尉缭对他形象、人品的判断恶劣而计较，宽厚地优待尉缭，倚重尉缭，与他结下了君臣之谊。此后，在他任何一项决策之中都不同程度地有着尉缭思想的痕迹。

譬如，尉缭认为“外无下天之难，内无暴乱之事”，认为那种男耕女织、人民安乐的和平社会才是理想的太平盛世。然而，一旦有战争打乱了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秩序，就要以战止战。这种战当然是以正义之战而伐不义之乱，就是在尉缭这种思想的启示、影响、鼓舞和激励下，嬴政坚定了统一六国，以战止战的信心。

以正义之师去攻击不义之兵，也不是可以轻易取胜的，尉缭对这一点很有见解。他认为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要有巧妙而恰到好处的配合，尤其是“人和”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嬴政对这种“人事”思想也颇为重视。

尉缭认为，要达到“人和”的目的，则需要采用藏富于民的方针，要不误农时，不损民财，要奖励耕战，使民众个个皆勇于战。再则在战时，也要对军中将士明法审令，让将士个个勇于赴死杀敌，更要让将士知令必行，听命必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人和”的目的，军民一条心，才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尉缭的这种思想对嬴政影响很大，为此，他非常崇尚农战的治国原则。

正因为尉缭把人的因素放在了取得战争胜利所需的第一位，所以嬴政在统一战争中也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具体实施之中，嬴政坚定地继承了先祖奖励耕战的政策，使秦人以富强支持战争，以好胜参加战斗，以向上进取的精神力求战无不胜。

对于战争中将帅的作用，尉缭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认为将帅自受命之日起，以恩惠而赏士卒，且赏罚既不能过之也不能欠之，只有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好将帅。

嬴政对尉缭关于将帅的看法和要求也很认同。在统一战争中，嬴政选用了王翦、王贲、李信、杨端和等军事帅才，保证了秦军战略战术、军事智谋的正确发挥，从而使秦统一天下成为现实。

又譬如，在《尉缭子》“战威”一篇中，尉缭阐述了军事后勤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粮草一定要足够用，否则便“士不行”；武器装备要精良，否则便“力不壮”。

对尉缭军事后勤理论的应用，嬴政更是心领神会，而且在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军队所用武器的配备上，修造战船，改造兵车，这些都在战争中立下奇功。

在实际战斗的过程中，尉缭还指出了讲求战略战术的机动性、灵活性的重要。他主张先料敌而后动，“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在“战威”一篇中，他列举了五个先料敌而后动的条件，即战前要研究制订周密可行的进兵计划；选任合格的统兵将帅；用兵神速；注意利用地形布置攻防；军令如山，违者必究。他认为具备了这五个条件，还要利用敌军的各种地势、人事等方面的弱点，以少胜多，以实击虚，以收到“敌不接刃，而致之”的效果。

这样精辟的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理论，嬴政更是积极地把它运用到实际战争中去。(www.daowen.com)

譬如在攻打赵国时，嬴政就先利用了燕赵两国的矛盾关系，主动而迅速地捕捉住战机，打了一次大胜仗。当秦又屡败于赵军之时，嬴政利用赵国内部君臣之间的矛盾，巧施反间计，轻易地除掉了阻碍秦军攻赵的名将李牧，最后终于大败赵军。

攻打魏国之时，嬴政巧妙地利用魏国地势低的弱点，水灌魏都，获得了奇效。

由此可见，统一战争中运用的各种奇计妙策，正是嬴政深入研究领会了尉缭的军事思想之后得到的克敌法宝。

杰出军事家尉缭的军事谋略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至于在嬴政为自己修建的皇陵之中，也可以见到那些活灵活现的兵马俑列队布阵的形式，与尉缭在“兵令”一篇中所讲述的军阵形式十分吻合，足见尉缭对嬴政的影响之深。

尉缭这个杰出军事人才，自始至终参与了秦统一六国的过程，成为秦王嬴政的左膀右臂。

而秦王嬴政使一匹千里马得以驯服，甘受驾驭，使之尽心竭力地效忠于己，为统一大业的成功加上了最重的砝码，更体现了他非常机智的一种御人技巧。

【悟在当下】善待下属，不耻下求

善待下属，不耻下求，是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也是领导者正确处理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使下属保持积极的工作热情，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因素。

使用有才能的下属是古往今来用人者的必备素质之一，而能否有效地选拔和使用、特别是驾驭好有才能的人，则是当今领导者领导能力的集中体现。现代领导者要善待下属，不放走任何一个智者贤人，让有才能的人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