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生于1215年，45岁即位，在位35年，终年80岁。忽必烈登基前所处的时代，是蒙古汗国建立后，向外发动掠夺战争的时代。其铁骑几乎踏遍了东自黄海、西至多瑙河的广大亚欧地区。由于蒙古贵族落后的奴隶主意识和游牧生产方式形成的偏见，在战争中只知抢掠屠杀，不识农桑生产。因此，曾一度使许多国家蒙受灾难，甚至灭亡。当他们入侵中原大地时，依旧兵锋所至，焚掠一空。甚至还有人主张把汉族人全部杀光，将中原变为牧地。这一论调，直至忽必烈即位后方被制止。

忽必烈原是一位只知杀掠的马上英雄，因为其母唆鲁禾帖尼颇信佛教，在和僧道交往时，接触了许多为避战乱而混迹僧道中的汉族贤士，并受其影响，汉化较深。忽必烈也随之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宗教界名士往来密切。所以，当汉族大政治家、学者、诗人、散曲家刘秉忠以出家人身份去漠北时，不但受到忽必烈召见，还充当了忽必烈的最高顾问，“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刘秉忠告诫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并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受教益，非常崇拜唐太宗，并深刻认识到“人才乃治之本”“天下治乱系于用人”。于是，他开始了多方面的访贤问治。

当时，基于种种因素，中原各族名流在蒙古族入主中原后纷纷隐逸山林僻壤。为延揽治国安邦之士，忽必烈便重访隐逸，并“诏求山林隐逸名士，所在官司，县以奏闻”。而且，一经发现，便以重礼相待，或委以重任，或安置于“集贤馆”内。

一日，忽必烈访得柳城理学家姚枢是位德才兼备者，便立即派人招聘入公署，向他询求如何定国安邦。姚枢便讲述二帝三王之道，还将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汇成八目：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忽必烈如获至宝，即刻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封他为宣抚使，全权负责访求天下隐逸名士。不久，蒙古军出征江南，占领德安，俘虏了一些人。姚枢从中发现了赵复非同寻常，即带其北上，委任其做了太极书院中讲授程朱之学的讲师。

保州人王谔，原是金朝状元，时属河北名流，颇有影响。忽必烈闻讯后，特派赵壁、许国桢专程聘请。王谔来后，忽必烈竟对他“朝夕接见，问对非一”。王谔也将其所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和盘托出，令忽必烈极为感慨地表示：“我今虽未能即汗，安知他日不能行之耶！”

陵川人郝经，家中贫寒。他白日上山砍柴，夜晚读书，是位饱学之士。金亡后，迁居顺天。忽必烈闻知他颇有才学，便召他到自己的藩王府，问他经世安民之道。他则劝忽必烈趁宪宗刚死之机，北还争位。忽必烈顿开茅塞，即刻北还，及时赶到，比较顺利地达到了预期目的。(www.daowen.com)

忽必烈四处寻访隐逸贤士，终成就其霸业。

【悟在当下】择才时做面对面的深入交谈

忽必烈成就霸业的原因与他四处访贤分不开，不过真正帮助他成就霸业还不只是求贤若渴、礼贤下士，而是他正确的选才策略。他选才不是通过考试等知识层面的考察，而是采用“清谈法”，通过问经世安民之道来了解人才，了解政治。这样的交谈可以说抓住了选才的核心意义，就是说你选才，不是拿人才当作点缀，也不是拿人才填补职位空隙，更不是拿人才像使唤家畜一样来使唤，人才对于当道者来说就在于他指点江山，帮助当政者定国安邦，经世安民之道在人才手中运筹帷幄，这样的择才才是共谋大业，才是一针见血，是择才的指南针。

刘向将交谈作为择才的方法，他说：“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才，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该法有四个明显的优点：一是面对面的交谈，可以获得丰富的感性知识；二是可以灵活、主动地掌握谈话议题，以便及时、深入地了解情况；三是有问有答，可以迅速交换意见和看法，及时沟通感情和认识；四是可长可短，达到目的为止，容易操作。

择才者不妨借鉴忽必烈的方法，面试时直奔主题，直接问对方你对公司、企业的发展有何建议和看法，也可以算是“经世安民之道”的翻版。只有抓住大问题、大环节，才能看出对方的韬略、见识和胸襟，择才者不对有关企业生存之道感兴趣，而局限于琐碎的知识“填鸭”，这样做不是太过狭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