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

康熙亲政之初，多次与担任讲官的大学士讨论用人问题。康熙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知人难，用人不易”。他认为，有许多情况使统治者知人难：一是许多官员言行不一，许多下属为了讨好皇帝，常常投其所好，增加了知人的难度。二是许多官员不能洁身自好而顾及私情，举贤任能时荐举的都是平素往来交好的人，而不管其是否有操守。三是在世风浇薄、“人皆不能自爱”的情况下，寻求廉洁从政之人更难。四是许多官员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廉洁，有的人当小官的时候表现不错，但得志之后就变质了，要选到一贯表现好的人才也难。五是身为一国之主，处在深宫，不可能对每个人当面识别。因此，康熙在执政期间，始终强调用人不可不慎重。

康熙十一年八月，19岁的康熙让自己的侍讲官、大学士熊赐履谈谈对用人方面的见解。熊赐履说：“德行的标准是统一的，而才气则各有各的要求，难以一概而论。对人的使用要根据各自的特长，择其优势而用，不可求全，完人是没有的。”

康熙十分赞同熊赐履的这一观点。过了几天，他又对人谈起这个问题，又让熊赐履讲讲什么叫作“有治人无治法”。熊赐履说道：“什么法都不是尽善尽美的。找到了合适的人，让其按法而治，就可以达到目的；人找错了，法规策划得再好，也难以完成。皇上只要留心，得到了合适的人，政治上的事就不用发愁了。看人能力的大小不可仅从其外貌上去判断。”

康熙也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自己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先观人心术，其次再看其才学。一个人如果心术不正，即使有才学又有何用。”他认为虽然知人很难，用人也不易，但是为治之道，全在于此。如果不尽心，人才是不可得的。

熊赐履见皇上的观点与他基本一致，抓住了用人之道的关键，十分高兴地夸赞说：“才有大小，学有深浅。朝廷因才器使，难拘一格。诚实正直，人之根本。”

从此，康熙在任用提拔官吏上十分慎重，始终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重的选人标准。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坚持不懈地抚清、惩贪、整饬吏治。(www.daowen.com)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康熙让汤斌、达哈塔、耿介等一些有名望的老臣做皇太子的老师，请他们严格要求，教授皇太子知书明理。汤斌老先生也许过分激动，当场说了些过分赞扬康熙的话，说：“皇上豫教元良，旷古所无，即尧舜之莫及。”这话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吹捧得有失分寸，是简朴务实的皇上所不爱听的，因此立即受到康熙的严厉批评：“大凡奏对贵于诚实，尔此言皆系逢迎之语。今实非尧舜之世，朕亦非尧舜之君，尔遂出远过尧舜，其中心之诚然？大凡人之言行，务期表里合一，若内外不符，实非人类。”

从康熙的话里不难看出他是生气的：人贵在诚实，说这些讨好谄媚的话没什么用！当今还称不上尧舜之世，我也算不上是尧舜那样的贤圣皇上。你说我比尧舜还好，是你的心里话吗？人的言行应当表里如一，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两回事，还算是人吗？

胤礽是康熙的嫡长子，1岁时便立为太子。长大成人后，其仪表、学问、才能都较为可观，但他行事乖谬，不仁不孝。康熙皇帝认为不能把天下托付给此人，便含泪把他废为庶人。康熙皇帝还能正确地、辩证地对待某个官员，他以晋代的张华为例告诫大家，说张华以才学而知名，但他后来蔑弃典礼，所学又有何用？因此康熙坚持“必才德兼优为准”。

【悟在当下】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重的选人标准

所谓心术，就是心地、居心，属于思想道德范畴，这是用人的首要标准。康熙认为，有才无德者不如有德无才者。有才无德者足以败事，而且才越高败事越严重；而有德无才者能守本分，不生弊端，大不了于事无补，但不至于造成损失。

当今有些领导者重才轻德，一味重用“能人”，而置德操于不顾，这就难免有人倚才为恶。我们当然赞成“能人战略”，但“能人”的标准应该是德才兼备，而不是让品德不好的人窃居高位，这应该是“能人战略”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