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一生对人才有着特殊的偏爱和执着的追求。在起事之前，他就曾礼贤下士，散财结客，并且亲临牢房去求访有识之士刘文静；他亲身经历了隋朝末年的风云变幻，吸取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人才观，认为得贤是“天下大端”。他形象地说道：“车子如果没有轮子，就无法行走；舟船如果没有船桨，就无法航行。国家如果缺乏人才，就无法治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唐太宗求贤若渴，多方求才。所下的求贤诏就达五次之多。为了广泛求贤，他还责成臣下选贤；要求中央官员，特别是宰相，要把发现和推荐人才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在防边御敌上，唐太宗认为得一良将胜过修筑万里长城。特别是他给太子李治的《帝范》一书中，广征博引，从治理国家、皇帝为政等不同角度，论述了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并着重指出：“商汤不以伊尹是个厨子为羞，周文王不以姜太公杀猪、钓鱼为耻，终于成就了大业。”鲜明而又富有远见地阐述了他的用人思想。

公元628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居相位，应当替我分忧，广开耳目，求访贤才。我听说你们每天断案数百，光是读公文都来不及，怎能帮我求贤呢？”他要求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把琐碎事务都交给左右丞，从一般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帮助自己求访贤哲。唐太宗多次对大臣们说：“你们公务繁忙是肯定的，但是不能只忙公务而忘记举荐贤才。”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想使国家从根本上达到安定，唯有得到贤才。最近我命你举荐贤才，却没见你推荐一个。治理天下，政务繁重，你应当分担我的忧虑和辛劳，你不推荐人才，我将托付给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愚昧，但是怎敢不尽心尽力办这件皇上交给的事呢。只是至今所见，天下的贤才都已经被举荐完了。”

对于这种推卸责任的托词，太宗十分生气，驳斥他说：“前代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难道我们能等着去梦见傅说、吕尚这样的贤才，然后再去治理国家不成？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只是我们遗漏而不知道罢了。”(www.daowen.com)

唐太宗的批评十分中肯，使封德彝无地自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唐太宗时常责令宰辅大臣“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不要只知道埋头于政事。这足以看出唐太宗当时对举贤荐能的决心是何等的坚定。

【悟在当下】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

唐太宗有一个重要的用人思想，就是取当世之才治理天下。在现实生活中，有的管理者总是埋怨身边没有人才，认为不是自己没本事，而是身边的人没本事，只把人才与历史的名哲圣贤相比，而不善于从身边、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因此犯了与封德彝同样的错误。

辨识人才，不能僵化地遵循书本上所规定的一些标准。关于人才的特征和标准，尽管在理论上进行各种研究和规定，以供各级领导者参考，但人才毕竟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理论上所给定的那些规定和标准是很难准确把握的。如果硬要把活生生的人予以僵化、呆板地看待，并用事先准备好的“人才框架”去套，其结果要么找不出人才，要么找到的只是个“庸才”，还会闹出类似于“按图索骥”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