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他强调了“情动”的重要性。

叶圣陶先生则说，自己有一种经验，一个意思，觉得它跟寻常的经验和意思有些不同，或者比较新鲜，或者特别深切，值得写下来作为个人生活的记录，将来需用的时候还可以供查考。自己心目中有少数或者多数的人，由于彼此之间的关系，必须把经验和意思向他们倾诉，为了这个缘故，作者就提起笔来写文章。虽然这里旨在说明作文不是笔墨的游戏，不是生活的点缀和装饰，而就是生活本身，是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更加充实。但是，我觉得这段论述也间接回答了该写什么的问题。当然，叶老说得更直接的应该是这句话：“作者要写的一定是感兴趣的、觉得有意思的一番光景。至于那些平平常常的光景，虽然看在眼里，决不高兴拿起笔来写。”我想，“决不高兴拿起笔来写”的，是因为缺乏内心驱动，哪怕是作家，恐怕也少有什么可写的。

小学生习作应该写什么，课程标准“学段目标与内容”中也有阐述：在习作的准备阶段，即第一学段，“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象中的事物”；开始习作阶段，即第二学段，要求“观察周围世界，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特别强调“把自己觉得新奇有趣或者印象最深、最深感动的内容写清楚”。第二学段应达成的目标，毫无疑义也是对第三学段的起码要求，同时，第三学段还强调了在有意识地丰富自己见闻的基础上，“珍视个人的独特感受”。这些表述显而易见都指向了尊重学生的内心感受、个人情感。

无论名家论述，还是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其实都指向了写作者心之所属。然而在小学作文教学中，却有意无意地让学生写老师心之所属了。(www.daowen.com)

我们时时不忘语文的育人功能，习惯于让学生写“有意义的事”。殊不知，学生易于动笔的，可能恰恰是那些他们也说不清楚是否有意义，但是他们却感兴趣的事。孩子觉得“人咬狗”很有意思，何必强迫他们写“狗咬人”呢。不尊重孩子的内心，收获的只能是孩子“没什么可写”，为应付教师的要求，为“有意义”而胡编乱造。我们想借习作育人，可能事与愿违，育了说假话的人。尊重孩子兴趣，说真话、道真情，做一个求真的人，那才是真正育人，而且，也可望他们以“实事”而“求是”，最终找到“有意义”的事。如果孩子们有深刻的体验和感受，“心动”会让他们有精彩的行动，不仅有写的，而且，表达清楚具体甚至生动形象，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常常还会统一题材范围及内容要求而要求学生作文。比如，许多教师在五年级下期都布置了学生写童年趣事。让孩子们写童年有意思的事，通常是有生活基础的，但是，一个“趣”字让许多学生立即哑口无言。老师的要求还是要应付的，于是，当他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趣事的时候，就只有编造或“借鉴”了。某班60名学生，居然有45名孩子都写了自己童年孵蛋的“趣事”。有家颇有名气的小学语文教学杂志，发表了某特级教师的作文教学案例。案例显示，这位名师上课前一天发给每个学生一张学习单，让学生拟一些趣事的题目和内容简介，教师收到这些学习单后，花了几个小时浏览，并从中筛选出一些题目拿到课堂上，让学生区分，哪些是趣事，哪些是令自己感动的事，哪些是有意义的事。对学生进行审题训练，或者说题目与内容相符性的思维训练，其意义不可否认。不过，这位老师花偌大工夫让学生分辨“趣事”，大大挤占了指导写好“趣事”的时间，这是否值得呢?而且，我非常怀疑，那些学生一边盯着“趣”的尺子，一边动笔，还能不咬笔杆而是下笔如有神。

让学生违“心”作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当前教学生态的不理想、班级授课背景下统一训练的无奈……我们不能逃离现实，所能做的，只有最大限度地降低负面影响。比如，在命题作文时，让题目更具开放性和适应性一些，作文评价宽容一些，将平常作文训练与应试作文训练分开进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