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把莫言故事讲到了我所属的城区学校。城乡两所学校的学生听莫言故事的热情持续燃烧，我继续搜集相关资料，开发有用的课程资源。

针对学生作文生编乱造和无病呻吟的问题，我重点整理了莫言在创作题材选择方面的信息，着力让学生感悟到文章应写自己最深切的感受，作文要表达真情。下面这些内容，便构成了我讲莫言故事取材的来源。

本来想写一篇以海岛为背景的军营小说，但涌到我脑海里的，却都是故乡的情景。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河流、故乡的植物，包括大豆，包括棉花，包括高粱，红的白的黄的，一片一片的，海市蜃楼般的，从我面前的层层海浪里涌现出来。故乡的方言土语，从喧哗的海洋深处传来，在我耳边缭绕。当时我努力抵制着故乡的声色犬马对我的诱惑，去写海洋、山峦、军营，虽然也发表了几篇这样的小说，但一看就是假货，因为我所描写的东西与我没有丝毫感情上的联系，我既不爱它们，也不恨它们。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采取着这种极端错误地抵制故乡的态度。为了让小说道德高尚，我给主人公的手里塞一本《列宁选集》；为了让小说有贵族气息，我让主人公日弹钢琴三百曲……胡编乱造，附庸风雅。就像渔民的女儿是蒲扇脚、牧民的儿子是镰柄腿一样，我这个二十岁才离了高密东北乡的土包子，无论如何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我的小说无论装点上什么样的花环，也只能是地瓜小说。其实，就在我做着远离故乡的努力的同时，我却在一步步地、不自觉地向故乡靠拢。到了1984年秋天，在一篇题为《白狗秋千架》的小说里，我第一次战战兢兢地打起了“高密东北乡”的旗号，

莫言还说：“我也下决心要写我的故乡那块像邮票那样大的地方。”并用几百万字的作品创造了他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2000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饥饿和孤独是我的创作财富”的演讲，且认同上海作家程德培在《被记忆缠绕的世界》里的评论：“正如程德培猜测的一样，童年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洪水和饥饿。”

他记录了自己童年饥饿及相关痛苦的记忆，并在《枯河》和《透明的红萝卜》等小说中直接写了故乡的经历：

“文革”期间，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在一个桥梁工地上当小工，起初砸石子，后来给铁匠拉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铁匠们和石匠们躺在桥洞里休息，因为腹中饥饿难挨，我溜到生产队的萝卜地里，拔了一个红萝卜，正要吃时，被一个贫下中农抓住。他揍了我一顿，拖着我往桥梁工地上走。我赖着不走，他就十分机智地把我脚上那双半新的鞋子剥走，送到工地领导那。(www.daowen.com)

他所经历的孤独，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演讲中，也用了很大篇幅提及：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母亲去世后，莫言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他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我给我的学生们讲莫言的创作故事，告诉他们要写那些时时在脑海中涌现的情景，常常在耳边缭绕的声音，写自己最深切的感受。哪怕是公开发表的小说，因为“描写的东西与我没有丝毫感情上的联系，我既不爱它们，也不恨它们”，“一看就是假货”；纵然是诺奖得主，“我这个二十岁才离了高密东北乡的土包子，无论如何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我的小说无论装点上什么样的花环，也只能是地瓜小说”。虽然带着几分自嘲，却也是不可胡编乱造、附庸风雅的生动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