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化惠民季”活动立足本土的曲艺文化传统以及津门良好的消费文化生态，打造了一批带有地域特色、符合时代发展的文化惠民活动。自2015年举办以来，推出一批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的优秀剧目和活动；充分运用市场化运作方式，降低票价、服务性收费标准；创新消费方式，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开通基于移动客户端的互动服务渠道，实现消费多样化、便利化；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和企业特色，积极探索拓展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新内容，延长产业链，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组织民营文化企业，丰富活动内容，提高市场供给能力，满足多元化、多样化需求。^[1]这是天津市政府落实以文化繁荣兴盛助力民族伟大复兴交出的一份为人称赞的答卷。

天津城市历史大约600余年，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城市文化的积淀来源驳杂，海河文化、码头文化、妈祖文化、租界文化等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形成了天津特有的城市形象，建构了天津特有的市民文化。而其中最具代表、最具生命活力的当属津门曲艺。天津素来被称为“中国北方曲艺之乡”，曲艺文化消费是天津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其他地区相比，天津拥有着较好的曲艺市场生态。天津从设卫筑城之初，以曲艺市场为代表的商业消费文化业已出现，并随着天津从“码头文化”走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社会历史变迁，天津曲艺市场经历了从“官府——市场——政府”三次主要模式的演进，“伴随着天津社会的文化变迁，天津的民营剧团业经历了从‘撂地摊’到民间职业剧团初步形成再到‘园子’（茶馆）模式的确立。”^[2]这次自2015年始推行的“文化惠民季”活动是继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3]之后，政府对天津曲艺市场的一次跨越式调整。这次跨越打破了曲艺市场单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演，政府通过开展“惠民演出”“惠民影视”“书香文化”“传承文化”“创意文化”以及“文化基层行”“文化园区惠民活动”“艺术品惠民展销活动”等活动，将天津曲艺市场的发展纳入政府工作体系，以行政手段介入天津曲艺的市场运作。

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天津最早的曲艺市场大约形成于元朝，当初元政府修建了天后宫，为祈福漕运的船只安全出行，官府出面组织庙会，从此“娘娘宫逛庙会”成为天津重要的民间习俗，它融合了信仰、商贸以及娱乐等活动为一体，早期民间艺人在庙会上“撂地摊”表演。明永乐年间，天津设卫，城市商贸繁荣，市民阶层涌现。19世纪的天津已有专门演出戏曲的场所——戏园、茶园、茶社，既演出曲艺，也可搬演戏曲。天津作为一个重要的码头城市，本身蕴含着发达的市民文化。据记载，至少在清中叶时期，天津已经形成颇具特色的市民文化，诸多文献记载了天津人餐饮、购物、娱乐一体的商业性消费文化，尤其对大众性艺术的精神消费颇盛，这一时期带有儒雅之风的商业文化注入了曲艺文化之中。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天津开埠、租界成立，商业游艺一时空前繁荣。由于天津曲艺消费市场发达，曲艺名家人荟萃天津，市场竞争激烈。在曲艺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你的表演得不到天津观众的认可，你就不算一个真正的曲艺演员。(www.daowen.com)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曲艺演出也曾出现过万人空巷的盛况，有来自全国各地无数的票友、曲艺迷支持天津的曲艺发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天津曲艺市场陷入了低谷期。改革开放以来，天津曲艺市场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入侵、文化消费的选择多样性、各种新型媒体的广泛使用等因素，古老的曲艺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以曲艺为代表的天津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文化消费的生态环境都出现了时代的巨变。2003年以来，政策的导向性推动了天津文化消费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2005年前后天津茶馆相声进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名流相声艺术团、老龙口相声俱乐部、群芳相声艺术团、和谐相声团等纷纷成立。较之火爆的相声市场，其他曲种的发展由于老艺术家相继离世，优秀传承人才培养机制过于依赖市场，“天津曲艺无论在表演团体数量，演出场次，演出曲种，还是演员的专业水平，都呈下降趋势。”^[4]通过单向的市场调节，相声演员的精英都走出体制，而鼓曲等项目的精英却依然留在体制内。这种现状表明，资本天生带有媚俗性，完全由市场来调节艺术，显然不能有效地保护全球化浪潮中脆弱的地方曲艺文化。出于对曲艺文化的保护，不少地方政府把不少曲种都列入“非遗”，但这种单纯的保护并不能真正拯救这些曲种的“濒危性”。只有对它们生存空间的开发与帮扶，让它们真正投入到文化产业发展之中，才能提高其存活率，延长其存活时间。“天津文化惠民季”活动通过政策消费引导，盘活地方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政府补贴、多形式、多渠道统筹开发与利用，曲艺文化自然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延续，反过来又成为本土文化产业的重要源泉，二者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