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目前，百余年来天津碑刻文献经历了三次清查：一是清代嘉庆年间，天津人樊彬曾辑有《畿辅碑目》二卷和《待访碑目》二卷，辑得1500多种。二是20世纪80年代，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经过调查共发现碑碣、墓志铭、塔记、幢记等共231通。三是20世纪90年代李经汉先生撰《续天津市现存碑刻目录》，称能确切知道的合计800通左右。就数量来说，天津的碑刻文献资源可谓丰富。

这些碑刻文献主要分碑、墓志、石幢、石匾四大类。其中，庙碑数量最多；会馆碑、书院碑、道桥碑、理教碑、告示碑、墓碑数量次之；义学碑、义地碑、衙署碑、慈善事业碑、教育体育设施和研究所碑等相对较少。其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涵盖了地理、人物、民俗、政治、经济、文学、教育等内容，因此对于天津地区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历史事件、人物等的了解、研究和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www.daowen.com)

经调查可以发现，天津碑刻文献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首先，天津碑刻数量大，但目前的统计还不完全清楚。李经汉《天津市现存碑刻目录》和《续天津市现存碑刻目录》虽统计出800通左右，但是他更多是辑录市区内的碑刻，而对蓟州、宁河、宝坻、静海等地碑刻载记较少。并且，这些都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作的统计。30年过去了，不仅在蓟州区新发现了大量乾隆的题字碑，而且在市区随着房屋拆迁和道路施工等也新发现了不少碑刻，但是，在李经汉之后，再没有人或团队，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和统计。其次，保管不当，毁损、丢失严重。由于保护意识较差，不少人对于碑刻，不视其为“宝贝”，反而当作“包袱”。在农村地区，不少碑刻散落野外，遭受风雨霜雪，有的还被当作铺路砌墙的石块，甚至支作桌面，流失情况和破损程度相当严重。笔者就曾在蓟州区穿芳峪发现丢弃路旁的半截清代《重修龙泉寺碑记》，而在市内吕祖祠中众多收集来的碑刻更是被胡乱堆积在院子内。再者就是，保护不力，利用率低。碑刻由于较重，移动不便，往往就近存放在发现地，因此多属于分散管理。而收藏单位，由于条件有限，如经费不足、人力欠缺、观念欠缺等，将集中起来的碑刻，往往置于室外露天，难以做到封闭保管。并且，这些碑刻杂乱无章，往往既无法认读，更不能借其进行研究，也不能作为旅游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