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呼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十八大誓言。从求温饱到求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先富带后富到共建共享;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诸如此类的要求都是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也是新时代的具体特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非常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现代城市规划对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诉求的实现,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也将充分地体现出来。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加上西安漫长的古代城市史,其城市定位几乎从来都是“古都”的角色。在这“十三朝”中,西安呈现出了非常丰富的内涵:有定制了礼教传统的西周丰镐,有铸造了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心理的“一统”观念的秦咸阳,有独尊儒术、建立不世功业的汉长安,有十六国和北朝阶段北方游牧民族建立汉化(封建化)程度不等的政权中心,更有融合了以上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多元主义代表性世界性大都市唐长安等等。因此,纯粹定义为古代历史、传统文化为基点的城市属性,并不会将西安的城市品格简单化。
当然,如果严格按照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咸阳”“长安”和“西安”乃是略有差异的三个地方。关于“西安”的认识早已经沉淀为共识,但这种共识是如何渐渐形成,经历了怎样的意义更迭则少有人反思。在这种共识中,西安虽然地处西部,但确是中原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时间上则是汉长安、唐长安的延续,二者共同作为西安的城市文化积淀,区别只在于时间先后。张未民《“去”西安:呈现真实的中国史》(《光明日报》2015年10月30日)将两个“长安”与“西安”做陌生化处理,以三者差异推演出这个西部都城的历史文化意义。在同东都洛阳的比较中作者提出,“东”即地理中央意味着舆论优势和正统性,但必须同时要将“西”的问题提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因为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西”定都对解决边疆问题的能力。正因为西周、秦、汉相继西定都,西部的“中国化”才得以完成,同时动用高度中央集权力量,实现秦咸阳和汉长安的城市建造,蕴含了“大一统”文化真正奠基的过程。唐长安很大程度是对汉长安的追溯,由此稳固了西周秦汉奠定的中华文化。元明改称“西安”,意味着“中国化”的关键转移到了江南和北境,同时意味着中华文化圈中心的东移,“西安”之“西”,成为东方中心既寄希望又稍感不安的“观看”。从这个角度考量,用传统文化浇铸西安的城市形象,则更有深刻内涵。
因为有大量的历史遗存,西安整体的城市规划也存在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基于传统文化进行城市建设。在西安规划馆的展示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西安的轨道交通规划明显避开了各处集中的历史遗存聚落,虽然施工标准中明确以连续墙、连续桩进行地下结构的加固支撑,但还是刻意回避,以防止塌陷、渗漏、裂缝等意外情况对遗迹地基的负面影响。地上层面更是如此,首先是设立遗址保护区域,以秦阿房宫、汉未央宫、唐大明宫建筑群最为著名。以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为核心,以城市协调发展为目标,保护优先,有机更新,注重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体保护,重点保护传统空间格局与风貌、文物古迹、大遗址、河湖水系等,体现西安古都特色,很好地处理了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系。主城区内保持老城严整布局,展现出了唐城的宏阔气势,令人身临其境。老城之内,历史文化街区、人文遗存受到了妥善保护,与外城的现代化都市空间交相辉映。其次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空间进行了整体规划,力图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整体城市色调确定为灰色和土黄色。
在具体规划层面,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进行周边建筑物风格的整体布局,老城较多仿古建筑,新城则在彰显现代气息的同时又恰好体现出地域特色。整体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新旧分制”的特点,划分出汉唐风格区域、明清风格区域、风貌协调区和现代建筑区,以不同阶段历史遗存为基点进行特色区域建设,并在其与现代都市之间设置风貌协调区,使整座城市的风格实现整合。最后,因为要对传统文化区域进行保护,进行了大量整体性绿化,既使其更好地还原皇家楼宇及园林原貌,又形成了立体化的城市园林景观建设。在进行城市绿化的时候,统筹全局考虑城市整体布局,将景观轴与与城市轴线甚至文脉最大可能地叠合,对绿化区域面积的规划也考虑到历史遗存本身的规模、地位和空间位置,真正实现了生态宜居和文化涵养的深度融合。
大雁塔是西安标志性历史遗存和地标建筑,市政规划围绕它下大力气做文章。以大雁塔为起点和中轴,建立起了大雁塔南广场和大雁塔北广场,整个广场由水景喷泉、文化广场、园林景观、文化长廊和旅游商贸设施等组成,其中在北广场建成了亚洲最大的音乐喷泉,每到晚上喷泉表演时,广场周围会集聚大批市民观赏。这些市民不是来自某一特定群体,而是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包罗万象,共此时。在网络化日益将日常生活碎片化的时代,这种跨越群体的集聚带有某种古典气息,对凝聚集体意识、增加身份自豪感,有重要的心理建设意义。此外,广场的设计独具匠心,四座牌题词用唐人崇尚的字体书写,中间大匾额用颜真卿楷书大字,大气磅礴;两边上下联匾额题词用王羲之、王献之行书字体,典雅生动。地面也有多处书法大型浮雕,调研时适逢天降小雨,阴刻的浮雕字体内积水,与能顺利排水的路面形成了不同的反光效果,宛若以地为帖、挥毫泼墨。“大唐盛世”带来了各行各业的空前繁荣和进步,特意从诗歌、书法、茶道、医药等领域中选择李白、杜甫、陆羽、王维、韩愈、怀素、僧一行、孙思邈等八个代表性人物塑成雕像,下配简介,既有审美作用,也有科普功能,全面展示唐代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所在。(www.daowen.com)
同样的设计也体现在小雁塔,存在于西安博物院内,由于博物馆免费向市民开放,所以不登塔,所有人也都可以近距离观赏小雁塔及相关历史遗存。博物院内占地最广的是一片园林,从某种程度上说,具备文物保护及历史普及的博物馆、小雁塔及相关遗存以及市民公园完美融合在了一起,同大雁塔南北广场一样,都是围绕传统文化建成的市民公共空间,是利用传统文化建设城市的成功案例。另外正如大雁塔所在地是玄奘主持译经的场所大慈恩寺,小雁塔也是义净从天竺带回经书的贮藏地,其中包含的平等交流、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也正是今天“再全球化”所需的精神,以此建成市民活动中心,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效果。
相比西安雍容大气的历史,成都的传统文化氛围可能不那么典型,可正是因为这种错位,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观察借鉴的空间。其实严格来说,西安在先秦也是中原文明的边境,或者说分界线,境内有很多非华夏族的文明,但由于交通的畅达和地缘的接近,早期华夏文明在西安同这些异质文明形成了深度交融,正是这种交融文明展示出了勃勃生机,多次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甚至是周、秦、汉、唐这样民族历史缩影性质的朝代,在张扬华夏文明的同时,也给中华文明打上了深沉的西安烙印。相比之下成都的古蜀国文明因为交通险阻,如李白诗言“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截断了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形成了一支独特的脉络。但路途险阻毕竟不是彻底的断绝,秦国在灭六国之前首先吞并巴蜀,可以说是统一大业的起手式。但是成为统一国家一部分之后,四川的传统文化就是有地方特色的中华文化了,比如已经进入民族文化基因的诸葛亮和杜甫,就是成都着力打造城市文化作用点的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的内核人物,而属于古蜀国文明的金沙遗址,则被规划为地区凝聚力的策源地。
与此相呼应,四川省博物馆和成都博物馆的定位就彼此明晰。省博物馆作为专业性强的文物保护与科研科普重要基地,典雅大气,同一般的博物馆无异。匠心独运体现在成都博物馆,其中展出了大量关于成都历史文化的文物、文献、照片及影音资料,甚至有当地饮食、商业和皮影戏的专门展厅,这里的书店也与一般图书馆大多陈列与展品相关的科研或普及类著作不同,成博还有大量四川本地作家的作品,与展品一起构成了当地文化的宣传展示,可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展品。此外还有大量亲子活动的空间,提供了一种博物馆式的市民空间。传统文化就通过这样两种方式——省博物馆、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的主流式与金沙遗址、成都博物馆的地方式——参与了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活的构建。
如果说西安的传统文化虽然多样,但无论是周、秦、汉,或是十六国、北朝、唐,大多传承的是庙堂文化,或者说是精英文化,导致西安这座城市也有种“端着”的感觉,那么相比之下成都则是一座很会享受的城市,舒适得多,俗世的文明在这里更充沛。2003年确立主体改造工程的宽窄巷子由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平行排列组成,全为青砖黛瓦的仿古四合院落,这里也是成都遗留下来的较成规模的清朝古街道,与大慈寺、文殊院一起并称为成都三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街区,是老成都“千年少城”城市格局和建筑格局的最后遗存,也是北方胡同文化和建筑风格在南方的“孤本”。这条清代街区记录了老成都的沧桑历史,其建筑风格兼具川西民居与北方四合院的特点。宽巷子是“闲生活”区,是老成都生活的再现,风土和老成都民俗都在这里。窄巷子是“慢生活”区,展示了老成都的院落文化,这些院落大多被颇有格调的酒吧、餐厅占据,游客和“文青”们扎在巷子里,闲散地度过整个下午,感受时光的停驻。如果说前两条巷子是属于体验式的,那么改造后的井巷子则有一种开放式市民展览馆的意味,在街的一面建了一道500米长的历代砖文化墙和500米长的民俗留影,一处市井老成都的情景再现。同西安的永兴坊最大的不同是,在这里商业元素与传统文化相得益彰,毫无偏颇。
这种极具包容性的市民文化在太古里体现得更为强烈。作为成都著名的商圈,太古里入驻了众多知名品牌门店,特斯拉体验店,各种特色小吃,恢宏而文艺的方所书店,西侧紧邻IFS国际金融中心以及阿玛尼、迪奥等国际奢侈品牌专营店,东侧毗连王者荣耀职业联赛(KPL)西部主场量子光电竞中心。当然最为神奇的是,太古里的核心区是建于魏晋之际、玄奘在此受具足戒的古刹大慈寺,同样是免费向市民开放。传统文化同商业文化、市民文化毫无违和感地融合在一起。可以说,这种城市规划体现了成都人的精神结构,也可以说,这种城市规划必定会建构并强化成都人的精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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