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是一种有着普遍性、世界性、文明性视野的文化，而不是民族性、区域性、乡土性文化。城市文明同样是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内在的、自然的、必然的产物，中国城市文明在汉、唐、宋、明时期所达到的高度，与同时代的西方城市相比，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领先性。因此，城市文明不是西方的特产，不是西方“现代性”文明的代名词。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时段，中国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落后，使得在中国大多数区域当中，城市文明与西方拉开了代差。中国城市文明的“现代性”历程，往往是在中华文明与西方全方位、全尺度的文明冲突当中，在丧权辱国的殖民化的屈辱、救亡图强的历史漩涡、“现代性”的断裂叙事、各种发展理念误区当中，来发生、展开与被观照、被讲述的。这就导致中国的城市文明，往往是在人们因此而产生的各种复杂心态与历史迷茫当中，在缺乏整体性的文明价值坐标与纵深性的文明价值叙事当中，被平浅化、孤立化、断片性、例外性地加以考察的。对于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要成为什么、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版图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的问题，人们的认知与理解往往都是不完整、不充分、不合理的。对于城市文明理念的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导致中国城市文明在发展建设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少问题，这样的问题有不少一直影响至今，乃至需要花大力气去破解。

在中国文明的早期，对于“国”或者“中国”的认识当中，它们作为一个文明高地与文明中心概念，往往与一种作为地理中心与文明核心的国都、都市的营构及其文明坐标性意识相伴随。比如“宅兹中国”（《何尊铭文》）观念，“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周礼》）意识，“《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思维等等。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城市文明意识与城市文明营构，几乎与整个中华文明史相伴。就西方而言，柏拉图在《理想国》当中，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当中，都将“城邦”视为是人的自然生存需要的结果以及人作为政治动物的自然的产物。城邦作为古希腊城市文明的载体，有其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等方面的成因，不能与中国的“国”与国都等作简单类比。但总体而言，事实上，在西方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个别特例之外（比如罗马），西方的城市文明的发展程度，根本无法与中国的同时代的城市相比。网上流行的一篇公众号文章《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就为人们描述了一千年以前的宋代，在这方面的一些“惊人”的事实：

11世纪欧洲最大的城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万人。而中国的首都有一百五十万人。一千年前中国的城市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六个。一千年前的中国城市就已经有施药局、慈幼局、养济院、漏泽园等福利设施，这是城市高级现代化的特征。一千多年前欧洲很乱很穷很落后，美洲未开发，非洲很原始。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不是一倍而是十几倍。一千年前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四万人，巴黎有六万人。而中国13世纪杭州、苏州、成都都是超过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一千年前世界与中国差距有多大？13世纪欧洲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来到泉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光明之城。13世纪西方最富裕地方的意大利威尼斯人有幸见到杭州，不禁感慨中国城市是天上的城市，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优美最高贵的城市。

根据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这篇文章的基本事实与实际情形并无太多出入，因为这些只是不难查考的历史常识。一百多年来的反传统、虚无主义偏见，使得我们对于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甚至有意地加以曲解、诋毁，仿佛只有如此，才能体现自己的“现代”。中国目前出现的“大城市病”和城市建设、城市文明当中的一系列问题，当然不能看作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但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就是从城市建设理念到城市生活方式，都简单模仿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城市发展路径、城市建设模式的结果。由此，也就决定了要解决、疏解这样的城市问题，不能靠简单的空间与数量层面的上转移和扩容，而必须以一种全新的理念与战略性的宏观视野与长远眼光，进行全新的谋划。(www.daowen.com)

城市文明不是西方的特产，当然也不是西方文明带来的“恶果”，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必然产物。建设新时代的城市文明，需要以全新的视野，正面地、积极地认识城市文明对于人类文明史的积极贡献，应对它同时带来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在这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人们全面认识与有效解决城市文明相关问题，提供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的充分保障。在这其中，高度的文化自信，是其中的一个尤其重要的维度。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如上所述我们正确、全面地认识中国城市文明本身的来源、性质、地位、功用的前提条件，同时，在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新时代城市文明建设与未来城市文明发展规划方面，从高度的文化自信出发引入的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相关理念与思维方式，将起到一个重要的，关键性、贯穿性的作用（这方面的最好例证，就是最近颁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我们在下文将对此进行专门的解读与论述），并以此来作为实现中国人的美好生活方式的具体方式、路径与物质文明载体。在新时代城市文明理念之“新”当中，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相应的城市文明认知与价值追求，以其与古为新、返本开新的面貌，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天津的城市文明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标本性意义。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天津的城市文明理解与文明史的讲述，同样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有些甚至表现得尤其突出。这些问题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文化心理与无意识的观念形态，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天津城市自我定位与发展理念方面的想象力。如何从中华文化与文明历史的整体性与纵深性视野出发，从中华文化与文明本身的自我更新、创造性转化机制出发，来理解与定位天津近代以来面向海洋、沟通中西的城市文明的结构、构成、地位，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出发，来补足与完善天津城市文明的理解空间与叙事纵深，重新发掘与构建天津城市文明价值坐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整体格局当中讲好新时代城市文明故事，营造和谐文明的城市建设格局与城市生活空间，助力于美好城市生活图景的实现，是本项研究课题与本次调研工作的一个总体上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