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是纪念和祭祀我国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在历代王朝更迭中又被称作文庙、夫子庙、至圣庙、先师庙、先圣庙、文宣王庙，尤以“文庙”之名更为普遍。由于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统治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历代封建王朝对孔子尊崇备至，从而把修庙祀孔作为国家大事来办，到了明、清时期，每一州、府、县治所所在都有孔庙或文庙。其数量之多，规制之高，建筑技术与艺术之精美，在中国古代建筑类型中，堪称是最为突出的一种，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南京夫子庙、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和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在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分布着2000多座孔庙，中国国内1600多座，而目前国内保存较好的孔庙只有300余座，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1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文庙的基本建制与建筑格局逐渐形成。文庙建筑的基本组成部分一般有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牌楼，万仞宫墙，棂星门，泮池，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等。因孔子为帝师，故其建筑整体色彩为只有皇家建筑才能拥有的最高建筑等级色彩——红墙黄瓦，并配有丹陛石。

历史上的孔庙有2000多所，根据其性质或类别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孔氏家庙，二是国庙，三是学庙。历史上中国有两座孔氏家庙。最早的孔氏家庙，就是现在称之为“国庙”的曲阜孔庙。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次年他的弟子将其居住的三间小屋改造成庙堂，由孔氏族人供奉之，其间经历了283年的家庙历史。公元前195年汉高祖亲临曲阜孔庙祭孔后，家庙开始向国庙过渡。第二座孔氏家庙就是宋室南渡后，在浙江衢州建立的孔氏南宗家庙。孔氏家庙分南宗和北宗，南庙和北庙。南宗南庙指孔子后第四十八代衍圣公孔端友率族人迁至浙江衢州而建立的衢州家庙。北宗指留在曲阜的孔氏族人孔瑶袭封衍圣公，称北宗。作为国庙性质的孔庙，全国只有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它们与“学校”没有关系，是专为封建帝王、地方官员祭祀孔子的专用庙宇。曲阜孔庙是中国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孔庙，北京孔庙是专为清代帝王祭孔的专用庙宇。国庙重在“国”字上，曲阜孔庙由中央政府委派孔氏衍圣公（朝廷命官）来管理，并由国家出资维修的专为祭祀孔子的国家级礼制性庙宇。北京孔庙也由朝廷命官来管理，祭祀人员往往是皇帝本人或政府主要官员。学庙或称庙学，在古代中国就是以办学为宗旨的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庙”宇相结合的国家行政教育场所和祭孔场所。它由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学庙重在“学”字。除作为国庙的曲阜孔庙、北京孔庙和现曲阜孔府内家庙、衢州家庙这四座孔庙外，中国其他的孔庙都属学庙性质，包括历朝历代的京师太学或国子监。作为学庙的孔庙，它是一座古代儒学教育的殿堂。中国古代的正统官学是儒学。儒学是古代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支柱。具体表现为三大支柱：一是朝廷的治国理论；二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三是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庙学宫。三者互为联系，互为因果。

中国最早且至今规格最大的曲阜孔庙修建于公元前478年，即孔子逝世的第二年。据《左传·哀公十六年》，在孔子逝世的第二年，鲁哀公将曲阜的孔子故居三间辟为收藏他生前的衣、冠、琴、车、书等的场所，并派兵卒守护，一年四节予以祭祀，建筑规模和内容都非常简朴。到了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195年12月自淮南还途经鲁地时，亲自以太牢（猪牛羊三牲）之礼祭祀孔子，开创了帝王祭孔的先河。到汉武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显学，在中国古代社会开始居于正统地位，于是祭孔活动也备受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国家不可缺少的常典，扩建孔庙之风随之兴起，经历了宋元明清四代的扩修，到了清代已发展到九进院落，占地327.5亩（约21.8万平方米），殿宇466间。巍峨雄伟的大成殿与故宫的太和殿、岱庙的天贶殿并称东方三大殿。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489），在当时的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了第一座位于京城的孔庙，然后各郡、县大力修庙祀孔。唐朝贞观四年（630），太宗下诏：“天下学皆各立周、孔庙。”自此孔庙遍及各地。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衍圣公孔端友奉孔子及夫人亓官氏画像南下，宋高宗赐其安居于浙江衢州，1253年建立孔氏家庙，即所谓“南宗孔庙”。蒙古元朝在平定西南完成统一后，大尊儒术，要以文来治理国家，13世纪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袭历代旧典，命人在当时的都城北京修建宣圣庙。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在京师正式修建孔子庙。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朝廷颁发“大成乐”专祀孔子。成化十三年（1477），增祭孔乐舞为八佾，加笾、豆为十二，扩大规格祭祀。自汉代以后，中国的皇帝每年均会祭孔，祭孔活动延续不断，规模也逐步提升。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被称为“国之大典”。清代顺治皇帝定都北京，他在京师国子监立文庙，内有大成殿，专门举行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并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祀礼规格又进化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拜九叩大礼。民间也有祭孔，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本取消了祭孔活动。在“文革”时期，大搞批林批孔的运动，祭孔视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很多孔庙的文物古迹都被破坏。因此，很多祭孔的仪式、舞蹈很少有人知道。直到1984年，曲阜孔庙才恢复了民间祭孔。以后中国其他地区陆续开始祭孔的活动。(www.daowen.com)

在2000多年以来的文明史上，文庙是孔子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基本建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格局的核心象征。在历史上，文庙遍及大中小城市和乡村，文庙不仅仅以其所承载的儒家文化，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全方位的精神和制度基础，具有国家政治和国家文化方面的功能，同时，文庙也往往构成其所在城市的城市文化中心，以其具体的城市文化功能，对于其所在城市的礼仪、文教、民俗、城市建设格局等方面构成现实影响，浸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仪轨。目前，全世界的文庙据统计有3000多座（或说2000多座）——这其中当然大部分在中国，如果再加上与儒家文化相关的其他文化设施与建筑，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和一笔丰富的文化资源。除了像在孔子诞辰日举行的一些祭祀活动之外，在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文庙大致上停留在旅游景点和文物古建的层面上，其文化功能处于一种空心化状态。就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在相关度而言，尚且不及其他的宗教设施、场所（比如佛寺、清真寺、基督教教堂）与其信教群众的关系。儒家文化当然不是宗教，但恰恰因此，比之一般性的宗教，它有着更大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延展度，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品质与基本格局，同时，它因此而具有的现代文化功能、意义也更为可观。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文庙在城市文化功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关于曲阜与孔庙、孔子文化，历来从思想、文化、宗教、历史、建筑等各个方面进行的各种类型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对于本项研究从学理上给予支持。但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理的问题，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重建中华文明传统的历史连续性，充实百年来以及社会转型期中国人在伦理世界和道德生活方面的不足，构筑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坚实的价值根基，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建设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价值表述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关系到方方面面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各个层面逐渐形成的普遍共识。

有鉴于此，在党的历次中央全会报告中，对传统文化发展发出了日益明确的信号：如十五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十六大提出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十八大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其中，尤其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宣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的提法前所未有，明确表达向中国传统回归的决心和导向。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曲阜孔府。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认为，习总书记的“曲阜之行”与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解决了经济领域的“姓社”“姓资”的问题，习总书记的“曲阜之行”解决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姓孔”和“姓马”的对立问题。在这其中，孔庙（文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的象征和最基本的文化设施，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期间有代表性的，是2014年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美国、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的海内外70位学者联名签署的《优化孔庙文化功能，推动中华文化复兴——关于孔庙使用和保护问题的建议书》，《建议书》指出，作为儒学故乡的中国大陆，对孔庙的保护，远远不及中国台湾与邻居韩国。即使保存比较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孔庙，也几乎都改成了仅供展陈文物、旅游参观用的博物馆，丧失了祭祀孔子、研习礼乐、传承经典、培养人才、教化天下的传统文化功能，变成了“没有孔子的孔庙”。这样的看法、建议，引发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强烈的社会共鸣。2016年7月26日，国家文物局下发《关于开展文庙、书院等儒家文化遗产基本情况调查的通知》，《通知》中讲到：“以文庙、书院等文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物质载体，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文物类型。‘十三五’期间，我局拟组织实施儒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程，切实加强儒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充分发挥文物的公众文化服务和教育功能，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社会、厚植道德沃土。”从“公共文化服务和教育功能”着眼，力求让优秀传统文化起到融入当代、“厚植道德沃土”的作用，不仅高于开发旅游景点的思维，也与一般性的文物保护工作拉开了距离，这表明从国家层面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和文教、道德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能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