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支配人的行为的精神力量。马克思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理性使人从自然界脱离出来，获得尊严和自由。在古代和中世纪，理性以原始的、自然的形态存在，未曾有所分化。近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理性内部出现了分化。马克斯·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理性的基本分化形式——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一组概念成为现代性分析和考量的重要视角和工具。

中国传统观念若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一组概念衡量，属于崇尚价值理性、轻视工具理性的思想类属；中国城市的现代建设远远晚于西方发达国家，但是，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没有避免西方现代化发展中理性失衡的现象。理性失衡具体表现为工具理性泛滥、价值理性边缘化乃至失落。中国城市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千城一面、商业过度，理性失衡是重要原因之一。近些年来，随着价值理性贬落的弊端逐渐被感知和关注，相应的反思和批判被激发出来。与之相应，越来越多的人呼吁重视价值理性，一些先进的城市规划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价值理性纳入到考量范围。2016年天津市委宣传部下发的调研课题提出把天津建成“魅力人文之都”，追求魅力人文可谓价值理性的觉醒。

价值理性在韦伯那里被阐释为“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2]韦伯的阐释道出价值理性的基本特性，即由价值与理性凝结成的价值理性关联的是向善与向美的过程。善与美的主体是“人”。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价值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的体认、忧患、呵护、憧憬、建构与追求的自觉意识”。^[3]价值理性的向善与向美关注人的自身价值、存在意义和人的个性化发展与完满存在。“人”是价值理性的最终目的。人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人文与价值理性坚持同样的价值观，都把人作为人的最高目的。

广义的人文即人类文化。现代语境中的人文观念、人文精神属于狭义的人文。狭义的人文思想来自西方。西方在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其后人文主义思潮不断发展：18—19世纪出现了以赫尔德、席勒、歌德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20世纪出现了以耶格尔为核心的“第三种人文主义”，21世纪出现了吸纳自然科学成果的人文主义思想。不管活跃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存在怎样的思想差异，它们都表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注。如不论种族、性别、出身、能力等等，让所有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展现；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忘、被蔑视的一切关系等思想主张。人文理想在价值理性的终极关怀当中，价值理性与“人文”表现为内在相应的关系。(www.daowen.com)

价值理性与人文魅力之间的因果相应关系决定了以魅力人文为预期目标的城市建设需要引入价值理性。然而，仅仅引入价值理性还不足以创造魅力人文。要建设“魅力人文之都”，需要贯彻健全的行为理性。人类的历史发展表明，单一的行为理性是一种存在弊端的残缺理性。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价值理性，轻视工具理性，致使技术落后，西方近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泛滥导致人的异化和深厚稳固的伦理道德的失落。在人的行为实践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各自的作用特点和作用范围，它们本来和应有的样态是相互作用、紧密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M·谢勒提出：“每次理性认识活动之前，都有一个评价的情感活动。因为只有注意到对象的价值，对象才表现为值得研究和有意义的东西。”^[4]价值理性让人们注意到对象的意义。这种意义和价值通过工具理性主导下的能动活动得以实现。韦伯这样定义工具理性：“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或考虑的作为结果的目的。”^[5]韦伯的阐释是有关工具理性的诸多理解之一。在西方学术史上工具理性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如果说价值理性贡献了“人文”思想，让人类不断求善、求美，那么工具理性贡献了科技文明，它通过“求真”推动科技进步。根据“求真”原则，工具理性能够精确计算实现目的的手段，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所以，它又被称为“功效理性”或“效率理性”。

价值理性发现、阐释、追求对象事物的意义，工具理性以价值理性所发现、追求的“意义”为目标，计算目标实现的手段，求得目标最大功效的实现。不否弃、不偏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任何一方，坚持二者协作发展的健全行为理性，才能使人类的行为实践向着人文理想、终极关怀有效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