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南方的那种城市文化特质和文化格局——一方面很传统，很精致，另一方面又很消费，很现代——反倒很顺利地接纳和衍生出现代的工商业文明和经济社会？这是我们南方之行当中，一直存在于心中的问题。

现代性的理论家马歇尔·伯曼认为，在现代性的历史经验当中，同时进行着两种对立的过程，一种是同质性、同一化（地理、种族、阶级、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分裂化和差异化。这实际上是文化的现代转型当中的一种重新组构的过程。如果把这样一种关系缩小一下，再略微修改一下，来看待南方的城市文化构成和城市格局分部，可以说，南方的城市文化从其结构构成上早就为这种现代趋势和现代经济社会的结构机制做好了准备的文化，一种可能是在无意之间完成的文化准备。区分“分”得很清晰，统合“合”得很彻底：前者反映为城市群落之间的格局，后者在城市文化和更小的文化单元中都有所体现。南方文化从结构上适应那种现代性的文化重组和重构过程，并且它能够经受得住这样的冲击，仍然以各种层次、各种单元、各种方式保持着自己的特质和有机性。

后现代的文化理论家杰姆逊的一个标志性的观点，“经济变成了文化，文化变成了经济”。这和文化地理学的观点可以相通。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同一化”和“同质化”。这也可以说，一方面，就是在区域性的城市格局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它既包括经济的定位，也包括文化的定位；同时在城市内部做足内功，在一个既定的经济和文化单元的内部，构筑经济与文化之间协同有机、运转高效的内在机制。

华东地区的城市地理分布和格局，它不仅仅是经济分工和发展的结果，而且反映了各自文化的定位和交融的状况。而这两者之间，又在交互作用、相互影响当中，形成一种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循环与回路，恰恰构成了城市群落在清晰的特色和区分当中的发展的整体性、协同性的布局。比如南方的那些古街镇，一方面，我们觉得，看多了也有千篇一律之感，但从人家的角度讲，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无所谓什么同质化，也无须刻意追求差异，文化穿越久远的历史，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它的“生活”形态。而从经济发展、文化产业和文物保护方面讲，这都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状态，比单纯为了保护而保护和刻意打造的什么“园”、什么“城”，更科学更有效的一种运转机制。我们北方的好些地方，一“保护”，就成为空城，成为古董的陈列室，一“生活”，就乱七八糟。文化本身的含义就是生活，在生活当中保护，在保护当中生活，这也符合文化作为生活和生活方式的本义。

（二）城市内部的文化地理学空间的构筑与城市文化地理学元素的启示。在华东地区的城市分工、布局和城市内部的空间格局当中，我们能够找出某种连续性来，这就使文化的地理学当中，隐含了文化的历史学。

1.上海外滩的黄浦江两岸，标明了两个时代和两种高度，但它是以空间和时间上的绵延与整合，而不是分割和断裂，构筑了一个全新的上海的形象以及上海的经济文化的特色与活力、气度与胸怀，让人觉得上海这个城市不可超越的并非是其GDP：当它将这种城市“内部”文化地理学上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构成“外化”和“放大”时，它就成为了整合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群的核心，而且是当之无愧的。同时，这种核心，也是文化格局和文化空间的某种范式和模型。这种核心的外化、整合的第一步，是上海背靠的、有着2500年历史的春秋吴国都城苏州。从浦东、上海老城、苏州拉开一个惊人的三度景深的格局。南京那断断续续的古城墙，仿佛也是一个象征，一方面，表明了历史传统本身作为财富与负累的沧桑，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一城市的现代演绎和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很难说，这完全是历史的巧合，但同样也很难认为它就是有意识的规划的产物，它被看作是某种文化内在的协调和平衡能力的结果。真正的规划是文化的规划，是文化自身的内在规律和法则的延伸。如果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让“文化”来作城市“规划”，那至少可以将那些不合理的、强加的、“人为”的因素减少一些，那就等于尊重了文化的规律。在过去需要大拆大建、大建设的时期，我们多做的是“加法”的规划，那么，到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基础性建设大体定型、完备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多做一些“减法”的规划，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的规划、建设的一般过程。2.上海的淮海路：时尚是一种不断回归自身的传统。150年前，当英国殖民侵略者将商业资本沿着花园弄（即南京路）向西扩展时，法国殖民者在它的租界内也开拓了一条商业街，那就是1901年拓建的宝昌路。宝昌路五易其名，1915年6月21日，由法公董局以欧战中法国元帅霞飞之名更名为霞飞路，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淮海战役胜利，定名为淮海路。

上海淮海路

淮海路给人感受到的它的营构理念是，它让人们把商业作为文化来品味和体验，它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的整体来经营，而不是把文化作为商业、作为产业来经营。淮海路借鉴国外商业街区的经验，把人文、艺术与商业进行了一种有机的结合。这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购物中心，更是融汇艺术、人文和自然为一体的旅游热点。艺术、人文、自然融入商业地产项目后，可以得到许多优秀品牌的认可，而商业地产也将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吸引优秀品牌，促进商业街的发展。据称，未来对于淮海中路的历史资源，要更进一步地加以显性化，充分利用旅游景点、名人故居、经典建筑的历史遗产，把历史建筑名牌都挂出来，使人们在逛街的同时，会有阅读历史的体验。这也是淮海路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商业街的一大特色。

人们说，淮海路的生命力在于诞生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与时俱进，海纳百川。一条淮海路，浓缩了上海的文化特质，其实这也是上海文化的总体特征。上海不仅仅尊重近代现代的“摩登”历史，同样也尊重“红色”上海的革命历史。比如在淮海路，中共一大会址、共青团中央旧址、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等均在沿路附近，并得到重点保护。别的城市或者认为它与现代的商业和“时尚”文化不相匹配，纷纷把一些革命记忆和红色符号淡化处理，这里透露出来的，却是上海对于自身的强烈的自我认同，这才是上海文化的核心：它的意味是，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上海依旧是上海，上海重视和认同属于上海的一切。历史是沿着时间的线索向前流淌的，文化则是一种轮回和循环，它让你不断在前行中回到自身，回到起点。

3.苏州的城市“色彩”。国内不少城市都规划、出台了城市色彩或者主色调。2000年，北京出台了《北京市建筑物外立面保持整洁管理规定》，提出以灰色调为本的复合色被定为建筑物外立面的推荐色，今后城八区新建的建筑物在做设计方案时，均须加入外立面色彩设计的内容。2001年，温州市确定中心城区建筑的整体主色调为淡雅明快的中性色系，辅以冷灰、暖灰色。2003年，武汉市色彩规划方案为城市提供了分区色谱，并编制了《武汉城市建筑色彩技术导则》。2004年，南京就城市主色调进行专家讨论。通过调查问卷方式了解居民意见，浅绿色成为城市色彩基调。2005年，西安规划部门将灰色、土黄色、赭石色为主的色彩体系定为城市建筑主色调。2006年，杭州市将灰色系定为杭州的主色调，并总结出了“城市色彩总谱”，作为今后城市建筑用色的指导。2006年，重庆完成城市色彩规划，主城区的城市色彩将以淡雅明快的暖灰为主，辅以局部冷灰色调。2007年，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公布了《广州市城市色彩规划研究》，经过充分的调研，最终将黄灰色定为广州城市色彩的主色调。天津确定的城市色彩和主色调是亮灰、暖黄、砖红和砖灰。但这些城市色彩或者主色调，大部分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这可能有些客观因素，比如城市的规模、体量等等，但这恐怕不是主要的。

苏州城市色彩，给人的突出感受，就是由传统江南民居“粉墙黛瓦”的色调，延伸和衍生、交相辉映出来的明丽光彩，它给人的印象十分深刻。它和北京故宫宫墙上的“中国红”一样，绝不仅仅是一种视网膜上的视觉反映，它不仅让人看到了苏州的历史，而且让人看到苏州作为一个现代化大城市的“现代”。(www.daowen.com)

苏州城市建筑

城市色彩或者主色调不仅仅是事先确定的那几种色彩和色调，而且是综合了环境、建筑、历史、人文、心理等等因素的一种“文化通感”效应和综合结果，并且不仅仅是一个视网膜上的视觉反映：比如，沿海城市，天然地让人想到蓝色，草原城市，天然地让人想到绿色。如果将土黄定位为沿海城市的主色调，将绿色定位为高原城市的主色调，则无论这个城市当中实际存在“色彩”是否是这样，都让人觉得不伦不类——这种自然关系当然只是“文化通感”效应的一个方面。城市色彩，是人们在特定的文化情境和生活当中感受到的那种“色彩”，单纯去主观地“规定”和“设计”，即使达到预定目标，效果也并不一定很好。这可能就涉及如下方面：

（1）城市色彩不能过于复杂、混杂和含混，这种含混的色彩本身，就体现不出城市“色彩”的那种标志性和统一性作用——很多的城市色彩，都属于那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没有“感觉”的色彩。城市色彩不需要那种刺激强烈的、浅薄的色彩，城市色彩确实需要和谐、厚重，但是不等于不需要鲜明的特征和特“色”。

（2）城市色彩规划设计不能单纯依赖色彩学分析本身和色谱统计的方法，这种方式看似“科学”，很“量化”，但实际上往往只是“现状”，只是“事实”层面的东西，城市的“色彩”，绝不仅仅是这种现实和事实层面的东西，它是一种具有深广文化内容和内涵的东西，仅仅从现实因素归纳和“规划”显然是不够的。城市色彩和城市主色调，因此也不一定是现存的城市色彩和色系的“量”上占优势的那种色彩和色调，而是一定要具有一种文化符号和文化标志性的意义。比如，看到或者想到宫墙上的那种朱红色，就让人想到北京。

（3）传统因素当中，积淀着人们的深层的文化心理内容和深广的文化历史内涵，尤其值得人们关注，因为它们往往是人们在久远历史当中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客观对应物，具有丰富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能够起到一下子拓展和扩大人们生活时空的作用。

（三）可以借鉴的经验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这次调研，对于南方文化最深的印象，就是南方的文化和当地人们的生活紧紧地结合、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外在的装饰物，并且，或者正是由于这一点，这样的文化特征与一种发达的现代生活和经济发展相兼容，相融合——尼采认为文化就是一种“组织混沌”的能力，他推崇法国文化，也是着眼于这一点。其实上述讲到各个方面问题，都凸显了这样的南方文化特征。这显然不是主观的、有意识的设计规划的结果，但也不是说一定没有可操作性。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给我们的城市经营提供想象力的领域。人们对于南方人的印象是比较精明，善于做生意，其实南方人在文化经营和运作上的想象力也值得我们学习。同时，这种想象力又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空间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构成了某种良性的循环。在这方面，作为这种文化属性和文化关系具体化的南方城市可资我们借鉴的方面有：

1.一个区域、一个城市的文化，不是瞬间形成的，它有着自己的恒久的稳定性和顽强的内在规律和法则，因此，文化又不仅仅是一个被“建设”、被“发展”的被动的物质性和客观性。对于文化问题，要尊重文化自身的规律和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文化问题处理起来，应该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当人们在文化当中看到过于直接的“利益”和“效用”的时候，那恰恰可能根本就不是“文化”在起作用；反过来，当文化的规律和规则被尊重和理顺的时候，文化反过来也会带给人们丰厚的回报。比如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地理格局和城市文化空间，我们觉得就是这种人类的生活与文化互动、相互尊重的结果。当我们以自觉的意识去经营这一点的时候，相信它会起到更好的作用。

2.把文化放置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格局、大战略当中，算大账，构筑文化发展的大回路、大循环、大空间。如果将这一点理解作“文化产业”，这就是一种思维和认知上的短路。而当敢于把一种文化的视野和文化的观点贯彻到底的时候，把文化做到家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很可能是更大的经济回报和商机：把经济和商业作为文化来经营，作为“生活方式”本身来经营——现在天津和各地都有些大型商场、商业设施似乎有这种趋势，但其在深广度方面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它的根本上还是商业。它的前提恰恰是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促进文化和生活的深度结合和融合，调动人们生活本身全方位的文化需求，促进文化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把文化当成社会生活的陈列品、装饰品。

3.缩减文化误差、消弭文化噪音，这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做一些工作，或者讲究一些工作方式方法。文化领域是有“误差”的领域：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文化面貌，往往是人们通过各种非精确的、印象式的感性接受渠道获得的，而不是得自于（比如，为了投资某个城市而展开的）精确的调查和研判。不过这种印象一旦形成，就会对于人们的选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不能只是责怪别人的无知，可能也是我们的做法本身在无意间造成的影响，所以需要我们主动作为，做出相应的改进。

4.从传统当中汲取“现代”元素。天津继承较多的是近代的传统，而中国古代的传统，好像被现代化的不多。苏州对于城市色彩的营造，可以看出，传统和现代不是对立的关系，我们不需要为了保护传统而保护传统，传统的也可以很现代，完全可以和现代的元素相融合，相统一。在历史文脉当中，活跃着“活”文化现实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其中就存在经济因素和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