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东地区近些年来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文化的发展建设如何继承传统、开拓新局、融汇中西，华东地区经验、做法是否有我们可以参照、学习的地方？一种良性的文化构成及与人们的生活及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如何反作用并介入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促进、提升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面向未来，如何将地理空间和地域概念，升华和上升为文化的范畴、标志和品牌，构筑文化发展的大格局、大空间？这些都是这次调研努力考察的主旨和目的。此次调研的目的地——华东地区的城市群，从文化的构成上讲，交叉和叠加着三种文化形态：

（1）以上海为代表的源自于近代西方文化、工商业文化的新兴的日常生活文化。

（2）以南京为代表的南方京都文化。

（3）以苏州、杭州等地为代表的传统的江南文化、南方的士人文化。

华东城市文化圈的这种文化形态和文化结构、构成，与以京津地区为代表的北方文化，整体上有着某种相当的相近性，比如，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南京和上海的城市关系，就与北京、天津之间的关系很相似，过去有所谓的“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的说法，大概也是着眼于这种关系而言的。深入这一地区，对于其文化的构成进行近距离地感受和实地调研，对于反思和观照北方文化，在京津冀一体化格局中城市的定位和相关问题的认识，具有相当的参照意义。

再比如，无锡、苏州、杭州等地与北京、天津同为运河沿岸城市，京杭大运河贯穿起统一的运河文化，天津与南方城市之间，在这个方面就不仅仅是一种城市格局和性质上的类似，而且也具有运河文化、漕运文化的一种实质性的联系。这个问题，当然人们早就注意到了，但孤立地探讨天津的运河和漕运文化，不容易看出运河文化的整体面貌，也不容易凸显天津文化的特征。将运河城市作整体研究，则是对于运河文化和城市文化的一种双重揭示和显明化。

（二）天津作家李叔同、曹禺、何心冷、朱贞木、李慈铭等，或出生、成长于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无锡等地，或在该地有过重要游历和文学活动。通过外出调研，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和感受天津与华东城市群之间的文化联系，而且对于考察天津作家群中的地域文化元素，并据此分析江南文化与以京津为代表的北方之间的碰撞、交融对作家创作心态及文学文本的潜在影响，也增加了背景性的感性认识和真实感。

曹禺出生、成长于天津，但在曹禺的剧作中，处处体现出他对南方文化的熟悉或喜爱。据田本相《曹禺传》记载，曹禺祖籍应是江西南昌，后来他的祖先中有个叫万邦的人宦游到湖北潜江定居。曹禺并非无锡人，在没有到过无锡的情况下，却在创作中表现出对无锡的熟悉。他的代表作《雷雨》中，“无锡”一词出现17次，主人公周朴园、侍萍都被塑造为无锡人。在另一部代表作《日出》中，曹禺选用无锡小调——《无锡景》作为酸曲《叫声小亲亲》的旋律。无锡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曹禺在他戏剧作品《雷雨》当中，反映了无锡的工商业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优秀的实业家群体中，锡商毫不逊色于晋商、徽商、潮商、浙商等商帮。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民族工商业崛起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无锡的民族实业家群体被称为“锡商”。周舜卿（1852—1923）是锡商中的杰出人物之一。他在全国各地开办的煤铁号多达10家，被称为“煤铁大王”。周朴园经营煤矿，这是人们把周舜卿与周朴园联系起来的原因之一。除了煤铁，周舜卿还被称为“缫丝大王”，在他开办的众多工厂中，有7家是规模较大的均为进口设备的先进的缫丝厂，所以被无锡民众称为“缫丝大王”。另外，他还被上海人称为“银行大亨”。他开办的银行，清政府给予发行钞票的特权，发行钞票最多时达100万元；在储蓄业务方面，存款余额最多时达700多万元。在周舜卿的家乡东绛，人们普遍认为《雷雨》的主人公周朴园与鲁侍萍的原型是周舜卿与他的前妻王氏。20世纪60年代初，电影《雷雨》在拍摄过程中，也专门多次到无锡东绛周舜卿造的观山庄、义庄、周京堂桥（周新老街）等场所拍摄过不少场景。(www.daowen.com)

鲁侍萍是《雷雨》中的重要人物，周朴园称她是无锡梅家的女儿。无锡现在确乎有个梅园，但是梅园的主人不姓梅。梅园原是清朝进士徐殿一的小桃园旧址，1912年被无锡籍企业家荣德生购得。荣德生（1875年8月4日—1952年7月29日）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之一。他名宗铨，号乐农居士，无锡荣巷人，荣毅仁的父亲。他早年经营钱庄，后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设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振新、申新纺织公司等企业。1922年，他已拥有12家面粉厂和4家纱厂（后来纱厂增加到9家），所以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之称。荣德生以“为天下布芳馨”为宗旨，在小桃园旧址植梅3000株，品种繁多，如玉蝶梅、绿萼梅、宫粉梅、朱砂梅、墨梅和龙游梅等等，堪称小香雪海（香雪海在苏州光福镇），故取名“梅园”。1955年，荣毅仁将梅园除乐农别墅外的地方捐献给国家。1994年，梅园列为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此，尽管鲁侍萍认字能读书，然而，与梅家关联在一起的或者说让人联想起来的，不是无锡的某一书香世家，而是无锡的工商业文化。

至于李叔同，很多人认为李叔同表现出的气质和个人魅力，更像是一个南方才子。李叔同的后半生基本在南方度过，而后半生中最重大的事件是他的出家。1916年冬天，37岁的李叔同入杭州虎跑定慧寺，试验断食17日。在入山前，他作词曰：“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1918年，39岁的李叔同在定慧寺度过春节，并拜了悟和尚为其在家弟子，取名演音，号弘一。当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入定慧寺正式出家。有说法称李叔同之所以在定慧寺出家是“爱其风光”。李叔同出家的地方——杭州虎跑泉公园（李叔同纪念馆建在园中）虽然已经辟为公园，但是，仍然让人深切感受到它的清幽秀逸，确实是一个至为理想的栖居地。出家后的李叔同辗转于南方的寺庙。长期居留在南方显然对他的地域归属、文化归属产生作用。而论其对南方文化的吸取，恐怕要追溯到他的幼学。如他自幼学习诗词，于诗词中又很喜欢王维。从地域文化角度论，王维是典型的南方文化代表人物。另外，李叔同广博的学识与南方文化发达、才人辈出正相符契。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李叔同与南方的气质、南方的文化两相适应，因而，显出突出的南方气质。

无锡梅园

（三）目前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学习华东地区的有益经验，对于北方和天津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对于其文学和文化研究，都会起到它山之石的作用。从天津与华东地区的文化关系这方面着眼，其具体的借鉴作用和可以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包括：

1.詹姆斯·克利福德提出一个“旅行文化”的概念，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它的含义不是关于旅游的文化，而是把文化看作是居住地和旅行之间的关系，把文化看作是有待做出解释的东西。他所说的这种文化同样是一种经验的混合和杂交。我们可以从这种关联的角度，而不只是从一个固定的点，来理解文化意义上的天津和天津的文化。这对于天津和上海这样历史短暂，但在历史上发挥过某种影响广泛的经济中心城市来说，尤其适用。在这个意义上，江南则不仅仅是天津文化联系的纽带、想象力的资源，而且也是文化建设和城市文化营构的现实资源。天津和南方的文化资源，比如李叔同、曹禺等人的故居，都不止一处。李叔同是近现代史上在多个领域成就卓著的先驱者，他一生漂泊不定，行踪遍及天津、上海、日本、浙江杭州、福建泉州等地。为了纪念他的崇高品格及文化成就，国内多地都修建了李叔同纪念馆，较为知名的有四家：杭州李叔同纪念馆、浙江平湖李叔同纪念馆、天津市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和福建泉州弘一大师纪念馆。这可以看作是李叔同所代表的文化概念从天津出发的旅游过程。而反过来，南方的文化资源也是天津的资源。在一些地方所发生的文化资源的争夺那样的事情其实没有意义，想将一些文化名人独占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也很难有说服力。在这方面，天津可以以作为直辖市的号召力和胸怀，以文化为纽带，与南方城市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比如，可以联合各地搞一些诸如“李叔同艺术节（奖）”“曹禺戏剧节（奖）”的文化活动。李叔同在各个艺术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并有传奇的人生经历，曹禺至今仍然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很难逾越的高峰，他们都有充分的号召力，做得好的话，是完全能够立得住、打得响的两个文化品牌。这不仅可以扩大天津的文化影响，也同样可能会带来商业和经济上的收益。

2.运河文化是天津文化的一个支点和重要来源。运河文化在天津城市文化当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不仅仅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学术问题；以南方和江南作为天津的文化镜像和文化参照，弘扬运河文化，对于打造“北国江南”“北方水乡”的文化发展战略，也具有某种轴心性、枢纽性意义。它所起到的作用，肯定不仅仅是文化和文物保护方面的意义。目前，大运河已经“申遗”成功，接下来，肯定是一次运河文化和运河品牌的弘扬和发展的大机遇，这方面天津可以提前筹划，做一些准备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