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眼前这个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越来越光亮、越来越“美丽”的世界，描述为一个“文化”世界，很多人也许不会反对。实际上，在这种对“文化”本身无限膨胀的直观感受中，可以看作是包含了一种“理论”意味十足的逻辑：“文化”就像是一个非概念性的、物质的本体论结构，任何事物一旦闪现了“文化”的光彩，就具有了某种强悍的、终极确定性意义上的稳固性、统一性和“客观性”。文化既具体又客观，既亲和又神奇，就仿佛是一个可供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神话或童话，或者不如说，“文化”的世界就像是一个艺术化、“审美化”的世界。这样就来到了一个现成的命题面前，即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可以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文化”世界的本质的集中体现。据说，今天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审美化”的世界：

人们通过审美领域走出了形而上学和道德领域，这条精致的审美消费和享受之路是最为可靠也最为舒适的道路，他们由此走向了把精神生活普遍经济学化的道路，并导致这样一种精神状况，即人们发现人类生存的中心范畴乃是生产与消费。^[3]

对于中国当代的日常生活来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当然有一种时代错位中的现实根据和积极意义，不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这样的话题，实际上也并非是什么新东西，早在20世纪20年代，施米特就已经敏锐地洞悉了经济主义条件下的这种“审美化”趋势：“毫不奇怪，经济时代首先被美的外表所吸引，因为它最缺乏美。即便如此，在审美中，最让它感到怡然自得的通常是些浮泛表面的东西。”^[4]在施米特那里，伴随着富有“创造力”和“人情味”的天主教理性的衰微，从经济事务那里获得范型和规范的程序化、技术化、私人化的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将一切公共性的“观念”领域，都消解为经济事务的实在性和物质性。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根本上说是一种“摆布物质实体”^[5]的思维，当这样一种思维与施米特所说的经济世界对于“美的外表”的迷恋结合起来时，这其中的逻辑关系就再清楚不过了：“美的外表”可能是经济主义时代的唯一的神话，但恰恰是这种飘浮于普世拜物教之上的、类似宗教性的光芒，在作为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力量，将一切都吸附在物质性的堆叠和客体性（消极性）的滞重之中的同时，抹平了任何超验性和超越性的可能向度——包括人思想、思维乃至作为思维结果的“理论”本身。因此这里值得关注的，是理论本身在这个“平浅化”的文化世界中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的问题。

理论思维在这个“审美化”的世界中，就像置身于一个光洁而“美丽”的巨大瓷器中一样，只能在其光滑而坚硬的表面失重地滑动。在此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仍然具有一种理论批判的维度，并因此为理论的在场留下了一个有时是自挖墙脚、岌岌可危但毕竟仍然有效和有意义的位置，尽管其代价是与世界整体上的真理性联系断裂之余的理论的相对化、碎片化。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命题本身可以说就是对于文化理论和美学的一种讽刺和嘲弄：它以一种艺术品式的、“物质”的客体性和同一性，抵御理论的入侵，消解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保有的最后的批判性维度，“审美化”正是对于眼前这个世界的“审美物自体”式的“客体性”和“中立性”的强烈论证。它的核心意旨，可以看作是这样一种“告诫”：理论思维在面向眼下的文化世界时，就像面对一个艺术作品、审美客体一样无所措手，最好也不要去措手。“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命题背后，其实就是这样一种非常直白的（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修辞。因此，这种所谓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修辞，也不再是对于世界进行的总体性的，尽管可能是歪曲的论证。它几乎是直接表征了一种差点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高度“物化”的、强悍的物质世界与经济世界的逻辑，以至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与批判理论对于它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而这其中的原因又在于，正如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当中曾讲到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不仅是对于客体世界的物化修饰，它同样深层次地源自于物化了的主体的意识、思维和认知方式。^[6]所以，从一种类似现象学的意义上讲，它是直接加入了“客观”世界的本体论构成，而从它的意识形态效应讲，它仿佛直接就是“客观”世界的本体论构成。如果中国当代文化思维仅仅沉溺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式的命题中，那它最终也只能成为这个“美丽”的经济世界中一层薄薄的、平面化的文化装潢。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的新潮理论观念大量涌入，占据了中国文化理论的核心地位。作为“范式”，作为批评话语展开的观念框架，人们把它们“使用”得不亦乐乎，但等到要来建设自己的真正有效的文化理论体系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原来两手空空，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对于这样的一种“范式主义”理论态度来说，它的前提和结果，都是预设和强化了一种相对主义的理论前提：将一种理论看成是一个“范式”的前提，就是对于思维的任何真理性向度的放弃，就是认定理论思维和认知结果本身彻底与真理和真实无缘。这只能表明思维者本身对于思维主体性的彻底放弃，而甘愿充当某种“范式”的思想奴隶。实际上，真理是理论思维的本质构成和基本动力，“范式”本身只是真理求索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甘当“范式”，最后可能什么都不是，而只是思想废墟。所以，相对主义与一种平浅化的文化思维互为因果，根本上不可能是一种正面的、建设性的理论态度。出于某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人们也许会说，相对主义实际本身也是“相对”的，绝对主义本身也是“绝对”的，因此言外之意是大可不必担心什么。这样的说法，实际属于一种比较幼稚的思维方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思维者自己把“相对主义”“绝对主义”这样的概念给“绝对化”了，也就是认定“相对主义”“绝对主义”思维，可以毫不犹豫地用于这样的概念本身。这其中的问题，正如瓦莱里对于语言所说的话：语言就像架在壕沟上的一块小跳板，人们只应该快步地走过，不应该停下来，更不应该在上面试跳来检验其耐力。^[7]作为理论语言的概念也是同样的道理。“相对主义本身是相对的，绝对主义本身是绝对的”式的思维，就属于在“概念”语言的跳板上蹦蹦跳跳的顽童式思维。从范式主义到相对主义，再从相对主义到理论终结、“死亡”的虚无主义，这标示出当代文化理论的一条完整的“失败的路线”。(www.daowen.com)

在这些理论态度无力和无效的前提下，人们又自发地倾向于一种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在一个破碎割裂的、程序性的经验主义思维和实证主义凝视的视野之内，在经济理性的事务性和物质性的审视之下，一切主体性的维度——这一使经验成为经验的“先验”前提，都被当作干扰清晰明白的分析求证的、思维中的附赘悬疣排除了，一切价值性的问题都作为虚幻不实的“伪问题”消失了。所谓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前提，就是拒绝对于眼前的世界进行经验直观的理解，拒绝事物的表面样态和表层意义结构的合理性。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命题，连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保有的最后的批判性维度都被抹去，它作为趋向“无穷客体化”的审美逻各斯，对于“审美物自体”式的世界进行一种“中立化”“客观化”的强烈论证：“审美化”的世界以一种艺术品式的、“物质”意义上的客体性和同一性，抵御理论的入侵，最终把理论自身也变成一种纯粹“无害”的文化“物质”或文化产品。所以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命题，不少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它并不完全是经济自由主义（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人们眼前的、业已实现了的“现实”。先不论这里所谓的“现实”本身，就已经是透过意识形态的眼镜所看到、被染上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现实”，而且，实际上很少有从一开始就是被作为“意识形态”生产出来的观念和思想，更多的是被“用作”，被“当成”意识形态的观念和思想，更多的是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秉持和宣扬它的人自己却还不知道的观念和思想——或许“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作为典型的、起作用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修辞，就正属于这样一种情况。

因此，就今天中国文化批评领域的问题而言，一方面，与世界“客观性”“审美化”的无穷后退相应，是理论思维和理论主体性本身的物化和枯萎，虽然后者常常以形而上学批判、“反本质主义”的激进姿态或庸人自扰面貌出现。形而上学批判（和它的简陋的经验主义版本“反本质主义”）本来是一个大的历史语境和理论意向，正是由于对于这一点进行了一种黑格尔意义上“抽象”理解，使得中国式的“理论”都不会和不敢说话了：一上来首先得宣布，不准备做“结论”，不准备下“定义”，大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意味。这也说明，中国文化理论、文化批评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一种黑格尔所说的知性的抽象性当中，其抽象思维像一堵墙一样，把自己挡在了具体的思维进程的外面，造成一种根本上的平浅化：在今天的文化理论领域，摆在人们理论思维面前的总还是一大堆的可以取用或无从抉择的“观点”“观念”“资源”，人们总还是仅仅停留于讨论“边界”“模式”“范型”“有效性”之类的话题，就是这种情形的证明。

另一方面，是思维空间、思想领域的娱乐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有一个“观点”，每个人都有一种“看法”，就像大众媒体的“互动环节”“互动栏目”中的情形，发条短信就可以表达一个“观点”，进行一种“参与”一样，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轻松愉快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和“观念”，并且总会“谦虚”而又“严谨”地附带说明它们的“不成熟”性质。这其中的逻辑是，不管“观点”本身如何，发布观点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同时这在另一个方向上也就意味着，不论是什么人、什么样的“观点”，它也不过就是一个“观点”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要被其“民主参与”的庄严和“个体权利”的尊严所打动。然而，这些不过是由民主文化所包含的那种浅薄的乐观主义所演绎而来的一种娱乐（学术）大众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真理探究的意志力及其严肃性与责任感，实际都被永无止境地延宕于“自由交流”“平等对话”的伪学术民主的其乐融融的氛围之中。如果谁把这一切真的当成是在探讨真理和实现学术民主，那就太幼稚了。

从理论的“使用”和“消费”的意义上讲，比如对于狭义的文学艺术和具体文化现象的批评实践的角度来说，上述问题的提出似乎有点杞人忧天，因为有大量的中西理论，尤其是当代西方的理论“成果”和理论“范式”，足可供我们拿来挥霍乃至“娱乐”一阵子。但这里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理论的“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态度（更不要说“娱乐主义”态度），本身远不是一种“理论”态度，或者说，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理论，永远不能指望某天早晨醒来，有我们自己的理论自动诞生出来。然而，总是有那么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文化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是不能指望由别人来代替我们自己的思考的，是不能用别人的“范式”来代替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的；而且，这里还包括双重的迷失和幻觉：因为人们早已经认定现在是理论“过时”和“死亡”的“后理论时代”，所以能够给理论保留一个“范式”和实用“工具”的地位已经算不错了。不论对于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还是对于个人来说，在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上都缺乏理论思维的态度和理论思考的能力，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随便说说的轻松愉快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