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讲述的是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80年代之间的故事，而政治正是这一时期社会的主要制衡因素，抗日、内战、“文革”更是不能回避的一段记忆，作者并没有追求历史的宏大叙事，而是仅仅把政治作为叙述的背景，从小处着眼，从带有个体经验的日常生活叙事入手，在日常叙事中寄予思考。

比如在讲到婉喻偷偷变卖自己的首饰给焉识买表，被恩娘发现，为避免恩娘动怒，焉识谎称是自己干的，精明的恩娘于是要焉识陪自己去当铺赎回首饰，这里穿插描写了当时街上的情景：

那时一到晚上，虹口到江湾的马路上已经亮起许多日本酒屋的灯笼，焉识的大学正在往后方迁移……大街小巷都是行色匆匆的人。静安寺路上的几栋洋房都落了窗帘，草地上飘着纸张的灰烬，铁门上大锁加小锁。街上的人肯定没有一个会相信，车里坐的美丽老女人怀着什么无聊目的在穿行这个乱世。

这看似不经意地对当时上海街头景象的描述，烘托出一种大战将至的紧张气氛，把战争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尽展无疑。

当叙述进行到1945年，焉识从重庆回到战后的上海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大都市是这样的：

许多楼房空了，贴着各个衙门的封条，它们都是作为日产被“接收”后，再被暗转产权的，抢占和接收成了同义词；接收还要看谁出手早，出手强硬。街上常常有为一个文件柜或者一张办公桌动拳脚的。还有一些空楼房挂出牌子出售，但自称房主的人可以有三四个。抢不到房产的人把日本人铺的地板在一夜间撬走。没有地板可撬的就卸下百叶窗，门和窗帘框子都剜下抬走。曾被日本人占据的工厂也会同时有几个合法接收者，分不均匀就把机床拆掉卖零件，卖库房里的成品或半成品。

战后和战前相比，社会状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战前的动荡和战后的萧条之景都是政治与生活冲突倾轧的后果。

作者对于焉识回到家中和妻女见面的情形描写，更是展现了当时动荡社会下人民的苦难生活：

焉识从十六铺码头步行回到家的时候，除了一身污垢，以及一身从难民那里来的虱子，他几乎一无所有。恩娘和我祖母冯婉喻看见一个大个头叫花子走进厨房，用了好几秒钟才把他认出来。其实他也用了好几秒钟才认出了婉喻和恩娘。原来就是纤细类型的婆媳俩此刻形销骨立，棉袍晃荡晃荡的，领口和袖口都成了空洞。(www.daowen.com)

这段描写用“叫花子”“形销骨立”“棉袍晃荡晃荡”等词语为我们勾勒出了焉识一家由于饥饿、困顿造成的凄惨状况，读来教人心酸。作者并没有直接去品评政治，而是对当时政权的弊端和荒唐造成的社会现象进行铺陈，对生活细节进行一一展示，瞬息万变的政治格局使个人命运充满矛盾和曲折，焉识一家的命运浮沉作为当时时代的一个缩影，揭示了在严酷政治年代中普通人卑微、无奈、苍凉的一生。

小说在描述陆焉识在西北农场的生活时，运用大量笔墨写他的改造经历，这是政治意识形态下进行的改造，每个生活细节都是对政治的体现，政治意味浓厚，例如对劳改犯们垦荒情形的描写：

荒草漠上，场面铺得很开阔，缓缓起伏的草坡上每十步远都有一个徒劳挥动镐头的犯人。他们开辟的是万年的荒草地，地面下，万年的草根连着草根，拉成网，织成布，镐头吃进土面，根本无法切断根连根的千丝万缕。我祖父用了无数种形容，来表达镐头落地时他手臂的感觉，有一种感觉我觉得很有意思：每一镐落下，大荒地都通过镐头和他的臂骨撞击他的内脏，而不是他的手臂和镐头撞击大荒地。因此不是人垦荒，是荒垦人……于是垦荒成了犯人们最难熬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完成一日垦三分荒的定量。

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之下，犯人们被迫从事繁重的、超负荷的劳动，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还要忍耐心理上的消磨，被强大的外部政治力量塑造成为丧失独立人格的机器，读来令人倍感悲哀，感慨良多。

文中一节写到焉识因为农场艰苦的条件以及不自由的活动时间造成了严重的便秘，这难以启齿的沉疴每天都让他饱受折磨，终于有一天，他有了感觉：

他尽量轻手轻脚地起身，拿出早就搓软了的旧报纸——报纸是经过挑选的，上面没有领袖相片，也没有工农兵和八个样板戏英雄人物的照片，并且不是重要社论……他的姿势也做了调整，不是跨在桶上，而是半坐半蹲，一面劝自己要分清主次，便桶沿有多么恶心就别去在意了；此刻“爱国卫生”是次要的，最主要是不能做1961年死于肠梗阻的徐大亨，疼得顺时针、逆时针地打转。

陆焉识在解决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时还要受到政治的钳制，精心挑选手纸、想到“爱国卫生运动”，这是对劳改生活的逼真展示，很大程度上将政治的严酷性描绘出来。

在以往历史叙事的中，大多“倾向于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与重大的历史问题的关注，永远是一些与政权、国家、制度、革命、起义、战争、政变等相关的事件与问题……将大部分笔墨都用在了对这些方面的记录上，只是偶尔将那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日常情景、生活状况等写进历史”^[5]，《陆犯焉识》回避了宏大叙事策略，文中多处用具有日常生活味道的细节表现宏大的历史，用个体的人生经验诠释政治兴味，看出作者意在用日常的小角度展现大时代的风云变化，从而赋予日常叙事新的意义。这和作家的文化身份不无关系，严歌苓是一位旅美作家，但她有着很长时间的大陆生活成长经历，对那个时代有着深刻体会，去美国之后，她原有的文化经验受到冲击，从而生发出对历史、对国家、对个体等问题的重新审视，异域别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质使得她头脑中的国家形象更多地属于一种历史记忆，而记忆的片段则大部分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书写，以这种“小叙事”复活对革命政治年代的记忆，表现个体经验，体现了对宏大叙事的反拨，“在她的叙述中，革命和政治并没有偏离传统宏大叙事文本所规范的指向，但革命和政治仅仅是作家进行叙事的一个背景或外壳，作家的叙事重心根本不在政治本身，而在于革命政治背景下日常生活的魅力，用日常生活消解社会化和政治化过度的现实生活，用个人体验式的叙述话语抵抗过分僵硬的集体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观念，从而展示更耐人寻味的人性世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