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讲述了“我”祖父陆焉识在严苛政治的年代曲折的一生，将知识分子在历史和政治的夹缝中的艰难挣扎与生存状态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整部小说并没有按照传统的线性叙述模式，而是各个章节的时间、地点、人物在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视角下不断变换，小说中讲故事的人即叙述者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每个叙述声音的叙事都不是完整的，都是片段，读者必须要将这些片段拼接起来才是作者想要讲述的故事。

作为故事的主要叙述者——“我”，即陆焉识的孙女，在书的前半部分一直是以讲述者的身份出现，并没有具体的形象体现，直到书的后半部分陆焉识被平反释放回到上海，“我”（学峰）才被裹进故事里面去，这是一个十八岁的正准备考大学的年轻女孩形象，于是故事在这个年轻女孩子的叙述下展开：

叫陆焉识的中年男人就是我的祖父……三年过去，我祖父的番号已经变成了278……离我祖父的监号大约两千五百公里的上海，有一条绿树阴翳的康脑脱路，在1925年，它是上海最绿的街道之一……陆家太太是我的太祖母，太祖母是填房，嫁给太祖父八个月就开始了她丰衣足食、清净安闲的守寡日子。

从横渡太平洋的邮轮上走来的陆焉识换上了纺绸长衫……我的太祖母冯仪芳和祖母冯婉喻站在岸上……

在叙述中“我”不时跳出来强调，“我”是根据祖父随笔、散文等资料中对祖父以往的生活进行自己的想象的：

1989年的12月底，我祖父陆焉识把存放心里带出监狱的稿子全部誊写完毕，一部回忆录，一本散文，一本书信体随笔。他把稿子放进一个加大牛皮纸信封，交到他孙女我的手里，告诉我，我是他唯一的出版人、读者、评论家。

我六十岁的祖父在雪地里打滚的时刻，那种近乎气绝的欢乐，那种无以复加的疲惫，我是能想象的。

我祖父的回忆录记载了这种大型围猎场面，记得生动详尽，我从字面上都能看到被饥饿鞭策得勇敢残忍的人群。

这种提醒一面说明“我”的讲述是有依据的，体现出叙述的真实性，但另一方面，由于掺杂了个人主观性想象，故事又存在虚构的痕迹。(www.daowen.com)

当“我”这样叙述祖父的一生时，又不自觉地或是无意识地转换到祖父陆焉识的叙述角度，祖父只不过是借孙女之口来讲述自己人生中的岁月片段。

这种借作品中人物眼光来观察和叙述故事的内聚焦叙事，由于借小说中人物来感受、观察、思考，叙述者可以自由谈论故事中的人物，并与之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其他人物的信件、话语、日记或者自己的猜度来窥探人物心理，“但却不像一个叙述者那样对读者讲话，读者乃是通过这个反映者性格的眼光看待小说的其他人物和事件”^[1]，不能直接表现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只能依靠故事边缘的这个讲述者的主观感情来展现。

为了避免这种由叙述代言人所造成的过分主观性，作者在故事之外设置了一个外叙述者即隐含的作者，“作为观察者的全知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可以从任何角度来观察事件，可以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也可以偶尔借用人物的内视角或佯装旁观者”^[2]，但是作者并没有对叙事进行干预，只是按照故事的情节流动叙述，并且时而借用故事中人物的视角和声音进行叙述，并通过人物的头脑进行聚焦和思考，尤其是书的后半部分，当“我”（学峰）作为书中人物出场后，小说中的叙事一直在“我”、作者又或是焉识的视角之间来回转换，例如小说中一段叙述学峰由刘亮（冯丹珏的丈夫）前妻所生的三个孩子的对话联想到太祖母的心理过程：

学锋告辞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她走到弄堂里，见刘亮的三个孩子在紧张地交谈……哥哥知道他们兄妹是父亲拖来的三个拖油瓶，在继母的领地切不可真实地做孩子，要做父亲的耳目爪牙，处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使冯家天下顺利转换为刘家天下。他们甚至已经看出，尽管他们的继母顶戴这头衔那荣誉，人情处世上是个“没用场的人”。

我想这就是我太祖母冯仪芳说的“没用场”。一般此类“没用场的人”都有一身本事，误以为本事可以让他们凌驾于人……

文本中对于刘亮三个孩子的评价是来自外叙述者的声音，但这实际上是外叙述者观察“我”（学峰）的心理活动后发出的声音，是“作者在一个人物延长了的‘内心观察’中的呈现”^[3]，因为接下来文本就转入内聚焦视角，“我”由三个孩子的对话联想到太祖母说的“没用场的人”。

这种“交叉叙述格局，使得叙述者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倏远倏近，疏密不定。小说中人物、事件、心理等都可以得到内外远近多层视角的透视和表现”^[4]，视角之间的来回切换，增添了故事的自然性和生动性，又让读者不会处于一无所知的困惑迷茫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