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花园不仅建构、体现了器物美学层面的现代性，也建构、体现了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性，即改变了市民传统的消闲观念，影响了市民的消闲方式。

屋顶花园最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作为跳舞场，于是跳舞、观舞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市民一种重要的消闲方式。1928年5月26日《北洋画报》刊发的吴秋尘《大华屋顶开跳舞记》记录了前来跳舞之人：“若夫来此跳跳者，看跳跳者，除洋人之脸记不清楚之外，中国人来者，似乎一大半都是去年的诸公诸母。‘别来无恙’，在这个年头，已大不容易。照旧还是‘好花堪折直须折’的精神，依然存在。跳跳蹦蹦，不失其赤子之心，则尤难能可贵。初看跳舞时，曾对于年幼者，发生‘这么点小孩就跳，什么时候跳到老’。对半老太太，发生‘这般年纪，还跳些什么’。”由这段文字可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跳舞者的年龄跨度已经很大了。换言之，跳舞已经被不同年龄段的人所接受。去屋顶花园的人，并非都是跳舞的，有很多是观舞之人。如1928年8月11日《北洋画报》所刊斑马《夏夜观舞记》：“余近日颇喜观舞……遂于九钟先就近到春和屋顶，男女甚多，但除音乐场外，不见西人。……旋又数点微雨，前席诸君，多有后移者，已而一轮涌现，景物转妍。……余乃决计再乘兴一探大华之胜。登其楼头，乐声悠扬，中西男妇，起舞者甚伙。……已而摇盘抽彩，余座旁某君，得香槟酒一瓶，章君得糖一大桶。……及十二钟有半，乃又偕赵君返春和。登其绝顶之凉台，放眼一观，则群众熙来攘往，亦正在大摇其彩。……摇彩毕，再舞，二男合舞，与二女合舞者甚多。至一钟有半，则不能舞者，亦上场学步矣。更有于舞群中，双手持一藤椅，登场舞蹈者，亦可谓极舞场之大观矣。”斑马作为《北洋画报》记者，反复往返于春和戏院与大华饭店两个屋顶花园的跳舞场，足以说明观舞也成为一种新的消闲方式。又如笔公《禁舞运动之尾声》中描述观舞之人：“即国民饭店，自设露天跳舞池以来，其沿电车道之墙上，亦‘挂’满‘民众’，偷看妙舞，如蛾附火，如蚁附膻。”为了观舞，不惜跑到墙壁上，足见跳舞、观舞在当时的天津已经成为市民广为接受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

在屋顶花园出现之前，天津已有跳舞场，而且有关跳舞还曾引发一场论战。徐世光、华世奎、赵元礼等十余位旧文人以捍卫传统伦理道德为出发点，联名要求禁舞。但他们的禁舞要求遭到了舆论界反对，如诛心《禁舞运动平议》有云：“至于交际舞，实为公共娱乐之最适当者，不但活动身心，而且众人皆可乐之。……至开口便说“男女授受不亲”，此种初世纪的老腐败的话，居然也搬出来唬人，试问男女果然授受不亲，则人们究竟如何的出来？”在这场论战中，屋顶花园的出现以事实例证支持了反对禁舞的一方。因为屋顶花园位于各个租界内，即便中国当局下禁舞令，也不能作用于此。最终，这场论战以反对禁舞一方胜利为结束。这样一场思想论战，可以看作是传统思想与现代性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而反对禁舞一方的胜利，则为市民改变思维观念，接受新式的消闲娱乐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于是，屋顶花园所代表的现代性消闲生活方式，更加为津城市民所接受，如1937年6月23日《语美画刊》所刊《屋顶花园》一文云：“在这溽暑将要逼人的天气，打算想法子避免是很容易办到的。不说那海滨避暑、别墅乘凉，单说普通人花上两角大洋便可消受的所在，那末屋顶花园便是应时的好买卖。……从各屋顶看，津市享乐的人士，幸福确是不小。”

屋顶花园代表了一种现代性的消费休闲模式，它的存在改变了市民传统的模式，如“手持芭蕉扇，拿着小机凳，坐在河边上大哼其梆子腔”的休闲方式，使得市民能以较低费用的入场券体验不同于传统的，具有现代性的休闲模式。从这一点而言，屋顶花园改变了津城市民传统的思维观念、休闲模式，建构、体现了精神文化层面的现代性。(www.daowen.com)

【注释】

[1]吴秋尘：《屋顶花园时代》，《北洋画报》，1930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