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流动的现代性》中把现代性比喻成一种会流动的“液体”，而这股“液化”的力量能够轻而易举地改变所有的“固体物”。这种被“液体”所改变和包围的固体物非一时一地。20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强行打开了中国国门，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性”流布各处。上海的白渡桥、天津的万国桥等等，都是现代性在开埠港口的固化。

天津被外来殖民者强行打开现代性门阀的标志性建筑乃是后来更名为“解放桥”的万国桥。可以说，解放桥的过往展示了现代性不可遏制的交流冲动的内在要求。解放桥始建于1923年，作为天津的历史文化地标长达近百年，历史上曾几度更名，最早被称为“万国桥”。“万国桥”一词最早源于法语“pont in-ternational”，直译为“国际桥”。那个年代，人们说起“万国”就像今天我们说起世界、国际、全球一样，是当时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流行词汇。由于贸易的广泛开展，地区之间的交流日趋增多，交通方式的多样化发展，解放桥顺势掀开了都市文明的主题。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现代与本土的交织融合在进退维谷间缓慢前行。这座桥作为天津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都市同步接轨的象征，打破了传统农业文明封闭、隔绝的空间壁垒，沟通着本土与异域两种想象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性以迅猛的态势席卷了整个中国，影响着中国建筑的美学发展方向。高度建筑俨然成为中国三大金融中心的竞相追求，取代旧地标，成为大都市地标内在的美学取向。在上海，“东方明珠”取代了白渡桥成为这个国际性大都市的城市地标。而在天津，1991年落成的天塔，也随即取代了原有的传统地标解放桥，成为新的地标。20世纪远东通商口岸城市的符号“解放桥”被北方金融中心的符号“天塔”所取代，清晰地展示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功能的转变。

德里克在对上海陆家嘴的建筑分析中提出了“离地美学”这个概念，高度毫无疑问是其最重要、最显著的美学特质。对于摩天大楼，德里克曾尖锐地批评道：“陆家嘴的摩天大楼似乎已考量着，替代原本那些象征‘东西交会’的建筑物，这些摩天大楼合法化了上海作为全球都会的候选资格……也是为了符合那批空降上海这个‘高度发展’的新区域的外国企业家不知餍足的大胃口。”^[1]天塔仅次于广州的海心塔、珠江新城双塔之西塔、上海的东方明珠塔，为亚洲第五、中国第四高塔。与其他南方高塔相类似，天塔也用自身的高度诠释了德里克所说的中国现代化建筑的重要特征。天塔之景作为新时代的标签展示了现代城市化的美学追求，展现了北方最重要的开放门户天津积极融入世界潮流的姿态，也构成了天津与现代大都市相称的可能性因素。(www.daowen.com)

天塔给人最重要的视觉冲击是高度，其次是塔的结构。高度展示着现代建筑的异己的力量以及由之唤起的异己的文化生活想象，并以直观的方式使得现代性的想象顽固而着实地延续下来。当这股异己的西方想象名正言顺地覆盖了我们对于现代化大都市的想象，高度无疑是最具有冲击性的、富有现代性意味的美学产物。高耸入云的天塔，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东方古老而常新国家的想象。

天塔的结构设计又满足了本土文化的心理需求。天塔的设计吸纳了中国“塔”文化的创作原型。“中国古塔，普遍形象是下大上小，层层收分，玲珑峻健，拔地冲天，仿佛从厚实的土地中戛然跃出的一颗鲜活的灵魂。其神其势其态，均予人以遐想、沉思与启迪。”^[2]旧时“塔”寓意地方文化的兴盛，也暗合了天塔设计之初意：根植于津沽大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现代化进程对于有过自己的文化记忆和文化传统的第三世界国度和都市而言，意味着一个擦抹以及重构自我形象的过程，而散布在城市中各处的古式建筑则成了维系城市历史与文化的重要依托。天塔作为建筑史上一种奇特拼贴的产物，将现代与本土、新奇与传统、感性与理性交织在一起，成为混杂性文化内在肌理的外在表征，反映了现代性的本质要求：不可遏制的交流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