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万国桥再次更名为解放桥。重新命名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为，它将社会主义城市改造的痕迹牢牢镌刻在城市的变迁史中。当然，更名或冠名的意义不会随着发生客体的变化而减小，但客体的选择不是一个随意的行为。钢结构的万国桥成为最优选，最重要的便是其自带的丰富现代性。无论是交通运输、现代金融、商贸活动，还是以冶金铸造为代表的重工业，都是所有现代国家及其执政的现代政党最为关切的问题，都能在万国桥这一具有极强典型性的文化符号中得以体现。更名透露出一种执政自信，即所有这些现代性范畴能够被改造收纳，并且发展成为独树一帜的现代性符号。从这一点来说，“解放桥”蕴含的气魄与内涵远远胜于仅作表层理解的“万国桥”，更不用说特色淡化的“中正桥”。

更名的另一意义在于，站在初入城的执政党宣传角度，它将城市“解放”这一历史时刻事件化。命名本身即是一次“事件”的“宣称”行为，当这种“宣称”发出，“事件”就以其应该的样子固定下来，随之一套意义生产的结构便自然建立。可以说，会师地点在何处是历史问题，但从意义生产的角度看，两座桥并无差别，更何况解放桥自身含义更深。通过命名而实现的“事件化”形成的效果便是一种历史叙事的形成，人们每次重复这个地名，实际就是在确认这一叙事，也就是反复确认着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的空间意义生产。

通过有效的空间意义生产，解放桥作为“3.0版”的现代城市空间再次被树立起来，与之前不同的是，充满现代感的钢结构框架不仅延续了老龙头桥和万国桥的空间内蕴，也不仅仅容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了一种“时空体”的历史叙事。巴赫金通过对小说的研究提出“时空体”概念：“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2]通过更名，实际确定了历史叙事的起点，即解放之日。时间性的起点丰富了原本仅有的空间表达，相比“万国桥”模糊的历史叙事和“中正桥”的“去历史化”，不能不说是“解放桥”的一大特色。

时间性起点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丰富了城市文化的内涵，并确立了居主导地位的文化，这对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至关重要；其次它通过桥梁这一实体建筑将时间、空间融合，二者之间展开对话并且相互转换，彼此都获得了强化，空间具有了历史感，时间具有了可触感，“解放桥”营造出来的就不只是传统三维空间，而是更多元的四维空间。另外，从一定意义上说，“解放桥”的“时空体”构建突破了巴赫金的理论，即突破了个体立场衍生出的线性发展的“道路时间”，因为“解放桥”的名称不是附加在一个新鲜事物而是一个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制成品上，从而走向了打通过去、现在、未来的“绵延时间观”，实现了空间意义的极大拓展。同时因为接纳了“过去时间”及其粘黏的“历史空间”，“解放”便成为一个有“前史”背景的叙事起点，对“事件”的“宣称”因此更加雄辩。

天津解放后城区扩大，生活稳定，经济增长，作为连接火车站和闹市区的咽喉要道，解放桥已经难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当时的海河只有三座桥连接两岸，从解放桥顺流而下，市区流域内无法实现跨河。旧租界、旧市区改造的问题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现实，逐渐凸显出来。经过数年改造，解放桥在1958年真正实现了满足实际需要的通畅，车流速度明显改善，海河下游市民小区和工人新村的人们不再完全依赖解放桥跨河，而可以选择就近通行，工作和生活效率获得极大提升。与此同时，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居民对解放桥产生出的包括历史观、城市观等具有现代性空间意义的认同。

社会主义城市改造在新中国成立后较为普遍，老舍著名话剧《龙须沟》即是反映这段历史。这种改造固然包蕴着历史转型期的阵痛，但并不是像一些讲述者口中的历史，历史的复杂性在于改造也可能表现为一种“巧实力”，比如解放桥的更名。法国社会学家塞尔托站在日常生活角度提出作为“战略”的“概念化城市”和作为“策略”的“个体性城市”^[3]，解放桥的命名因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现代性而收纳并更新了现代造型艺术、现代城市规划和管理方式、现代交通和金融商贸运营基础，融合改造了西方舶来的现代性理念，一方面令老桥为市民接受，一方面让宣传受到认可，实现了概念化和个体性的有机融合。今日之解放桥已成为一个意义深远的文化符号和城市空间，多次出现在诸如《大决战之平津战役》《毒战》《没事偷着乐》《一夜惊喜》《被风吹过的夏天》等涵盖革命历史、警匪、喜剧、都市偶像等各类题材风格的影视剧中，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解读，正是空间意义生产的成功性的很好呈现。(www.daowen.com)

【注释】

[1]张克：《天津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海河工程局（1897—1949）》，延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9页。

[2][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275页。

[3]刘合林：《城市文化空间解读与利用》，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