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若极力书写天津地域的风格特点，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发掘与认可。但是，除有强烈的天津认同外，他还具备广阔的国家视野，怀有可贵的中国认同。这种认同，反映在文学书写中，形成了其小说的四大主题。

一是传达自觉的国家意识。《小扬州志》中借叙述人口吻宣称：“记得有一个人能说六国语言，人家问他哪一国话说得最好，他回答是中国话最为精熟。这是实情，因为他是中国人啊。于是在下既是中国人，又是用中国字写中国事，便不盲从当代名家，把中国人都写成外国式，因而也不能使担水卖菜的人说话都带些西洋哲学家意味，这是我于读者最抱歉的。”这段话重在强调作家经过中国外国对比而最终选取了中国的立场，也表明了作家写作中有着明确的国家意识。其他小说中也多有类似言说。这绝非是因为刘云若思想保守自闭，而实际是，在西风东渐大背景下，有良知的作家对国家优良传统自觉维护的一种行为。二是流露强烈的亡国焦虑。《粉墨筝琶》故事叙述的背景，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的中国社会。主人公素青是传统知识分子，作品中他有一段心理独白：“日本不但毁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庭，还毁了自己的前途和幸福！”这段独白其实也是作者心境的实录，其愤恨之情，国破家亡之焦虑，溢于言表。而《粉墨筝琶》由于讲述大巧儿险些被强拉去做慰安妇的情节，更可算作是目前所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对慰安妇进行文学记录的作品。三是揭露严重的社会黑暗。他的小说反映了当时中国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军阀出于各自的利益互相征伐，争夺上层社会的统治权，而罔顾人民的身家安危。及上台之后，其又竭力搜刮民脂民膏。混混儿们则占据了底层社会的统治权。他们狡猾狠毒，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因此说，揭露黑暗的政治环境和恶劣的底层环境，成为刘云若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目的。四是宣扬不断沦丧的社会美德。刘云若深切关注战乱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一方面，对于道德沦丧者，加以批判，揭露、讽刺其虚伪、势利、阴险、狡诈的恶劣言行，另一方面则试图发掘和表现高尚而美好的人性。书写反面角色与黑暗情形时，多用讽刺、夸张手法，而对正面人物与合理现象，则运用平实、客观的笔墨。《小扬州志》中恶人散德兴，“蠢胖”“肥得上下左右几乎见方”“好象个翻着胸脯儿的死蛤蟆”“凹凸互见的头竟似菠萝蜜”“血盆样的大口”。作者就是通过这种描写透露出其情感倾向。而对《春风回梦记》中真切、柔媚、富于牺牲精神的如莲，则深表同情与怜惜。(www.daowen.com)

强烈的家国认同，使刘云若的文学书写既有自觉的地域意识，又具广阔的国家视野。他是津派文学的开拓者，也是其中重要代表。正如一些学者所评论：刘云若作品充盈着天津地域文化特色。不同于海派作家着力于大都市的繁华，也不同于京派作家着重于官场，刘云若把书写对象聚焦于天津普通民众，从而在文学史上促成独具面目的一派。同时，由于身处被列强包围的战乱中国，他通过文学书写，大胆揭露当时社会之黑暗，尽心拟写国人之情态，大力宣扬道德重建与呼吁救国图存等，这也使刘云若足以身列中国文学大家之伍。可以说，若就家国认同与文学书写而言，郑振铎评刘云若造诣之深远在张恨水之上，并非意气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