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商贾云集，是有名的水旱码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天津被迫辟为通商口岸。到20世纪初，天津先后出现了九国租界，成为近代中国租界最多的城市。直到抗战胜利后，租界才全部被收回。因此，回顾近代天津历史，租界文化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存在。津味儿小说素以表现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天津为能事，那么，作家们是如何处理租界文化这一特殊存在的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租界形象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面貌，这与作家们的话语建构方式密不可分。

冯骥才的《神鞭》是20世纪80年代津味儿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中，冯骥才以不乏夸张的口吻虚构了清末民初的历史空间，讲述了神鞭傻二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传奇故事。故事的精彩之处不在于傻二一次次应对不同强敌的叙述模式，而在于借此线索串联起了彼时天津各个阶层市民的存在空间，表现出了天津风土民情的异彩纷呈。其中有一节“紫竹林出洋相”，叙述小混混玻璃花落败之后去租界请东洋高手的情节，冯骥才借玻璃花的眼睛向读者展示彼时的租界空间：“洋房、洋行、洋人，比先前多许多。各式各样的洋楼都是新盖的，铺子也是新开张；那些尖的、圆的、斜的楼顶上插着的洋旗子，多出来好几种花样。还有一些树直花斜的园子，极是雅静；路面给带喷嘴的洒水车淋湿，像刚下过小雨，又压尘，又潮润，男女老少的洋人，装束怪异，悠闲地溜达，活像洋片匣子里看的西洋景。玻璃花恍惚觉得自己留洋出海，到了洋人的世界中来。”玻璃花正聚精会神欣赏西洋景时，却被锻炼身体的洋人的网球击中，洋人向他道歉，他不敢发作，只得暗自骂骂咧咧离去。(www.daowen.com)

从小说的文本叙述来看，租界的物质环境干净整洁、清幽雅致，传递出现代文明的气息；生活其间的人则是彬彬有礼，健康又有活力。租界形象好像一面镜子，与同一文本中天津本土的城市空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反衬出天津传统地域文化中愚昧落后、保守僵化的一面。然而，透过话语表面深入思索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租界形象是否过于完美？它带有明显的理想化特征，且不说它是否反映了租界的真实形象，从其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作为本土文化的他者——来看，毋宁说它是作家有意识地进行思想启蒙的产物。从五四时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启蒙一直是两个维度齐头并进的。一是拿来主义，直接学习西方文明；一是反思自身，剖析民族文化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中，启蒙的课题再次摆在人们的面前。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租界形象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自身，亦是我们要学习借鉴的西方文明。“想象的地域和历史帮助大脑通过对其相近的东西和与其远隔的东西之间的距离和差异的夸大处理使其对自身的认识得到加强。”^[1]因此，租界真实的形象如何，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中西方文化不乏简单化极端化的对比描写中，作家达到了文化启蒙的创作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