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道区域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结构，展现了一种内敛与张扬并存的双重文化形象。作为上层社会的居住区，五大道一方面“摒弃了西方开放式的布局形式，多采取中国传统的高墙深院以强调隐私，并由此形成五大道特有的深幽寂静的街市风格”^[4]，另一方面“依从它们中国主人的口味和习惯，并信由中国的设计师们随心所欲地改造，致使各国租界晚期建筑彼此之间变得模糊”^[5]，表现出开放包容、个性鲜明的建筑风格。五大道内敛私密的空间布局所表现的“藏”和多样融合的建筑形态所表现的“扬”，虽以其和谐相处与并行不悖展示了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交汇及其创造性的再生，并造就了外“藏”内“扬”的都市文化性格，却也是导致其开放性的文化面貌及其曾经辉煌历史被遮蔽和埋没的一个重要因素。冯骥才指出：“在二三十年代，大天津与大上海——这两个近代中国一南一北的名城，曾经何其相像！但奇怪的是，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很快地一脉相通衔接上昨日的都市感觉，找到了那种历史的优势。曾经在上海洋行做事的老职员，在如今回滩的合资公司便顺理成章地找到自己擅长的位置，甚至接通了中断久远的往来。但天津好像失掉了这个昨天。我读了上海年轻作家们写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和《上海的金枝玉叶》，感觉他们就像写自己老祖母的往事那样亲切与息息相通……而曹禺的《雷雨》与《日出》写的地地道道是那个时代的天津。但天津人还会把它当做自己的过去吗？现在，人们已经误把《雷雨》和《日出》当做上海的往事了。”不仅天津人如此，学者李欧梵面对五大道的现状及其历史，也惊诧不已，感觉“如闻异国的神话”^[6]。

五大道独特的空间布局及其内敛的外在形态，虽然使其与外在世界发生断裂，却使得城市保持与延续了一种相对独立及优雅和谐的生活，创造了符合“慢行城市”的社区生活理念。宋安娜在《五大道之晨》中细致描述五大道区域的当下生活：“当第一抹晨曦跳上重庆道与广东路交口洋马车雕塑的琉铜金顶时，五大道上响起了环卫工人的扫帚声，唰，唰。七月槐花正茂，遍地鹅黄。工人将花瓣儿一簸箕一簸箕收起，倒入三轮车斗里。车轮水车般转，轻悠悠的，车后一路槐花香……如今五大道居民，士农工商，五方杂处。遛狗的女人牵着贵妇犬出门时，下岗女工的煎饼果子摊也点火了。女人们睡眼惺忪，用笑意相互问候，连狗儿都不叫，不忍打破这清晨的静逸……现今小区严禁小贩出入，而五大道却永远敞开着大门，也惟有五大道，还能听到小贩有滋有味的叫卖声，看见磨剪子抢菜刀的人坐在门槛以外，在磨刀石上兢兢业业磨快一把菜刀。生活细节往往印证时代，还有哪里能像五大道人家，每天用煤油墩布擦菲律宾木的地板，一年换两季窗户，夏天拆下里扇玻璃窗换纱窗，不等入冬，又拆下纱窗换玻璃窗的呢？拆拆换换，年复一年，便是这年复一年，五大道在保护着历史风貌建筑的同时，也努力维系着原有的生活形态。”^[7]五大道的静逸、雅致、宽和与包容以及对原有生活形态的坚持与固守，与“慢行城市”理念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克劳斯·昆兹曼对始于1999年的“慢行城市”（Slow City）进行了解释：“慢行城市可以被视作这样一种城市：人们享受着舒适、愉快而安全的生活。一座慢行城市是一座适宜步行的城市，是一座尊重场所历史的城市，是一座挖掘经济发展潜力、保护自然资源和水资源的城市。”^[8]可以说，宜居、舒适、愉快、安全、环保、节奏舒缓、尊重历史传统、以人为本的“慢行城市”理念，不仅是当下城市规划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观念与基本目标，而且也为解释五大道为何能在高楼林立、市声喧嚣、欲望张扬的后现代都市中仍然保持稳健步伐、平和心态与盎然生机提供了一个恰当理由。(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