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的解放，最初与保种强国的国家民族建构联系在一起，是在男权话语体系占主导下进行的。但女性并不是失声的，在20世纪开始便有了自己的女权主张，如1903年陈撷芬发表《独立篇》云：“即有以兴女学、复女权为志者，亦必以提倡望之于男子。无论彼之男子之无暇专此也，就其暇焉，恐仍为便于男子之女学而已，仍为便于男子之女权而异，未必其为女子设身也。……呜呼，吾再思之，吾三思之，殆非独立不可！”^[14]陈撷芬在批判男性的基础上，要求以男女权利平等为目标的女权。继陈撷芬之后，秋瑾要求女性自己打破压迫的现状，发表《敬告姊妹们》一文，提倡女性自立，并以自己的现身说法，警醒千万女性。辛亥革命爆发后，女子革命军、红十字会医疗班投身到革命浪潮中，于是在辛亥革命结束后，要求女子参政权便成为女权运动的目标，代表人物是林宗素。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也影响到了天津，于《北洋画报》而言，就是女画家、女记者、女律师等现代职业女性的自我展示。

女画家是现代职业女性形象之一，她们是一群女性审美意识觉醒的女性。她们打破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传统审美标准，通过绘画作品展示新时代女性的美，把女性美推向公众视野，引导广大女性解放思想，追求时尚美。例如上海名画家李珊菲女士系列时装画：《新式旗袍》《礼服大衣》《长马甲》《春天的旗袍》等。这些画作中的服装都具有修身的效果，如下图中所展示的长马甲，突出了女性身体的线条美。

李珊菲女士时装画《长马甲》

又如曹涵美的作品《美的装束》，以14幅插图配文字，书写女性之美。这14幅图画是中国传统女性内在韵味与时髦服饰之间的完美融合。如第一幅图画为《风前玉立自亭亭》，画中女子脚穿系带高跟鞋，竖领、紧身的齐膝连衣裙，配以轻纱丝巾，娉娉婷婷立于风前，时尚的装束下透出一种含蓄的韵味。第三幅图画是《一朵海棠眠未足》，画中女子装束为高跟鞋配齐膝紧身时装裙，也突出身体线条的美感，整体造型既新潮又不狂放。

李珊菲女士与曹涵美女士从女性视角审视女性的美，向公众大方展示出女性的身体线条美。她们的作品，不仅展示出时代女性对时尚的认可与追求，也引导了社会大众女性对时尚美的追求，这是女性自我肯定、展示自我的一个方面，也是女性审美意识觉醒的体现。

女记者也是现代职业女性形象，她们通过自身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展示女性独立的魅力。《北洋画报》1930年5月8日第2版刊登了一幅题为“蒋逸霄女士近影”的照片。片中女子身穿长袖旗袍，脚穿平底方口布鞋，整齐的刘海，眼神中透出一种知性的感觉，这就是闻名天津报界的女记者蒋逸霄女士。(www.daowen.com)

一九三〇年《北洋画报》所刊『蒋逸霄女士近影』

蒋逸霄女士是当时天津《大公报》的记者，自小不习女红，一味求学，先后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南开大学，最后成为老师并兼任记者。她的社会调研能力极强，其《天津女工生活状况和天津女子职业调查》以女性的视角开展对天津女性群体的调研。在调查中，蒋逸霄发现，有知识的女性就业领域广泛，在当时有诸如教育局职员、社会局职员、土地办职员、银行职员、打字员、售货员、图画教师、产科医生、法院职员、救济院院长、女画家等职位。而大多数未受到教育的女性中，佣妇、奶娘、洗衣工、鼓妓、理发学徒、女工等下层女性占据着主要的位置。如此，蒋逸霄以实际的调查，以自身的经历展示出女性主动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争取独立的重要。

郑毓秀，中国第一位女律师、女法官，其人生经历亦可激励无数女子。1926年10月20日《北洋画报》刊登了郑毓秀女士的照片，照片中女子一头短发，略微发福的脸庞，所配文字云：“过津之中国第一女律师郑毓秀女士，本报特摄。”照片上方刊发《女律师郑毓秀博士过津访谈记》：“中国第一女律师郑毓秀女士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法科，更考得博士，实留学界从来未有之盛。归国后充上海租界公廨大律师，为律师界放异彩，为同胞争光荣，如女士者，诚得称为有功于国家者矣。……女士谓上海法界公廨，其所以异于公共租界者，系得在安南西贡再诉，此其制度，不啻视法租界为其殖民地，而八十余年以来，素无中国律师加入，女士不以为然，面法领事陈说理由，雄辩滔滔，领事亦为之屈服，不待考虑，遽允所请。”如此一位敢于闯荡律师界的女强人形象跃然纸上，这样一位富有能力、自信、刚强的女子成了当时女律师群体形象的代表。郑毓秀不仅活跃于律师界，还参与到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吾国妇女在欧西取得博士学位，及归充法官者，当以郑毓秀女士为第一人。女士于廿余年前，即提倡女子解放。民初以谋炸袁氏未遂，逃居法京，努力学业。……今春女士荣膺国府之命，赴欧联络国际感情，洵为吾国女界空前之盛事。……女士答小日报记者‘女权在中国进步何若？’之问，曰：‘确有进步，如我之女子尚多，我非例外，我不过第一成功者而已，国民政府任用女子为员司，所在皆有。’记者又问女士此行之使命，答云：‘余此来乃计划联络两国邦交，法使马忒鲁氏前此过宁，政府正式款待，参与盛举者，多为昔日留学生而现任官吏辈，此举足为吾国对法表示好感之先声，余之此来，亦即欲扩大此种友谊耳’云。”^[15]据此可知，郑毓秀已经活跃于政界，在国家外交方面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清末民初的女权运动，最高的诉求是参政权，是女性同男性一样可以具有治理国家的权利。郑毓秀的个人履历所展示出来的，正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当时的知识女性极具示范作用。

除了女画家、女记者、女律师等现代职业女性的现身说法，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展示了中国女性对受教育权利、参政权利的诉求，如沐女《南昌行》：“新生活倡自南昌，礼义廉耻四维张。百花洲畔荷风凉，新建泳池水泱泱。南国女儿姓字香，身怀绝技为国光。以礼征聘来此方，义不容辞趣束装。程仪虽薄路阻长，取不伤廉一千洋。美人合共龙凤翔，耻作平妻守空房。使者郊迎揖道旁，万众欢呼声若狂。耕者亦把其犁忘，从知兴国有祯祥。”^[16]这首诗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子对新生活的追求，对一夫一妻婚姻的追求以及对参与国家政治的要求。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政府提倡的，但女性借此运动主动争取自己受教育的权利、参政的权利，说明在当时的女权运动中，“作为这个民族整体中的女人，她的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与这样的民族国家有契合之处。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看做是妇女在‘民族’旗帜下与国家结盟。”^[17]

总而言之，女画家、女记者、女律师等现代职业女性，或通过文艺作品展示，或通过一己之现身说法，向社会呈现出一群有学养，有较强社交能力，且高度自信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以女性的视角来审视彼时社会中的女性审美、女性职业以及女权运动，以个体的现身说法来展示女子在享受教育、参政等权利之后所展现出来的经济、思想、人格独立的魅力。这样一种女性视角的自我展示，建构出民国天津都市文化中先进的一面、积极进取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