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接合在关于小洋楼的各种语境接合中最值得思考、玩味。人类的文化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许多类别，小洋楼的文化语境接合就包括两种标准下的两种文化语境接合。

其中之一是异文化语境接合。依据种族的不同，文化可以区分为各个种族的文化。从文化角度论，小洋楼之“洋”就是中国人立足于种族对小洋楼做出的文化区分，这种区分简单明确地分出了“我们”（中）和“他们”（洋）。在殖民语境中，“他性”引来的是指向他们的仇恨和毁灭的力量；在文化语境中，“他性”引来的是对他们的肯定和“我们”的自豪感。关于这种情感态度，汤吉夫的小说《大学纪事》中有一大段表述：“他皱着眉头深沉地想着。他的家乡是一个欧化程度很深的城市。夏天的时候，从前海回望，一栋栋红瓦黄墙的西式洋房，隐在山坡的绿荫丛中。老城区基本上是从德国移植过来的。漫步在它的街巷中，有时你会想到汉堡，会想到法兰克福，有时甚至会误以为你来到了慕尼黑乡间的某个小镇上。在这座城市生活着的人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百姓有着心态上的不同，他们是那些和欧洲文明较早地发生过接触的人。比如，他们的城市也许是全中国最早也最喜欢吃西餐、喝啤酒的地方，所以这些年来，这座城市的人们就显出很是自豪的神态来。”^[4]这段文字真实表现了“欧化程度很深”的中国城市中平民大众对于欧化建筑的一种特殊的情感态度：他们因这些城市建筑而自豪，异文化语境接合中的小洋楼自然也不例外。

自豪的主体人群是平民大众。对于平民大众而言，无论是“欧化的”还是笼统模糊的“西化的”都是“他们的”非“我们的”。对他们的“非我性”非常清楚，却仍然生出我们的自豪感来，显然有些奇怪。究其原因，“我们”肯定“他们”的先进性是其中的关键。这种肯定隐藏的前提是我们不如他们先进，或者我们曾经不如他们先进。先进的他们存在于不如他们先进的我们之中，使我们也显示出先进性，因而，我们自豪。这或许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奇特的文化心理。在这种心理中，“我们”悬置了该类城市建筑的缘起，忽略了“他们”为了谁的利益曾经以何种方式来到我们之中。

异文化语境接合中，知识分子的情感态度与平民大众有些不同。对比平民大众，知识分子对于小洋楼这类城市建筑代表的异域文化的先进性，不但有更为清晰具体的认识，而且他们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受过那种先进文化的熏陶，在现实生活中实在地享受到先进文化带来的便利，所以，知识分子对于小洋楼这类城市建筑代表的异文化的先进性认同度更高。在这种程度更高、带有自我实践体验的文化认同中，知识分子对于小洋楼表现出相对复杂的情感思想。《大学纪事》中的卢放飞对于自己城市中的欧化建筑的情感态度在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不妨结合他来探讨。

卢放飞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高度认同德国文化，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他选择了一家当地人称为“德国医院”的医院。虽然当时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德国医院”早已改名为“人民医院”，医院里没有一个德国人，但是在他父亲的心中，这医院是当年的德国人建起来的，即使已没有德国医生，那医风也该是德国式的，由此一事足以见出卢放飞的父亲对德国文化的认同已然达到了近乎迷信崇拜的程度。一方面受父亲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自身的体验和经历，卢放飞也高度认同德国文化。高度认同德国文化的卢放飞对于小洋楼、对于城市的西化有自豪，小说写道：“卢放飞的中学时代是在一个先前叫‘礼贤’的中学读完的。最早的时候，一个名为高礼贤的德国人开办了这所教会学校，他的师资在这座城市也曾经是第一流的。对英文的重视，几乎成了这学校的传统，他的英文根底，除去母亲的熏陶外，主要就是在这所中学打下的。他的城市为他催生了一双看世界的眼睛，他也为此而长久地自豪。随着阅历的增长，他的自豪也与日俱增。”^[5]自豪与日俱增，是因为在卢放飞眼中，有的殖民城市如香港殖民时期的建筑拆的太多了，致使城市丢失了历史；有的殖民城市如澳门，它的殖民建筑不够精美；有的城市如深圳则缺少能够代表历史的建筑。据此分析，卢放飞的自豪有两个缘起：一个是因为城市的他者化使他实在享受到了他者的先进性，他变得和他们一样，如卢放飞的英文根底；另一个缘起看似和平民大众没有分别，似乎都是来自于“他们在我们之中存在”这个现象，然而，事实上存在差别，确切、完整地表述卢放飞自豪的另一个原因，应是“我们保护他们在我们之中的存在”。在殖民历史结束后我们对他们采取了保留、保护的措施，这一点确实显出了我们的先进，应该自豪。

异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对于小洋楼这类城市建筑的情感态度除了自豪感，还有对历史的回望和凝想。《大学纪事》中写卢放飞面对德国人建的小洋楼：“当他徘徊在前德国总督豪华宏大的总督府周围，当他游览前德国总督的幽静的古堡式的官邸，或者仰望着爱弥尔教堂的高耸入云的塔楼时，他的脑海里总是充满着神秘的想象。”^[6]卢放飞的这种情感态度凝重、冷静，隐隐透着些好奇和浪漫的气息。(www.daowen.com)

除了异文化语境接合，小洋楼的文化语境接合中还有“贵族”文化语境接合。人类文化依据主体身份区分出“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小洋楼的“贵族”文化语境接合就源于小洋楼主人的“贵族”或类“贵族”的身份。人赋予建筑以意义，建筑反过来也限定和界定人。殖民时期，小洋楼的主人非贵即富，依托本身的富贵和租界作为“国中之国”的特权以及他们自己的文化修养，他们过着“贵族”或类“贵族”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多户平民人家共居一栋洋楼的情形，但是一些“高干”住进小洋楼延续了小洋楼主人的“贵族”身份，由此小洋楼自殖民时期滋生的“贵族”文化语境接合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

“贵族”文化语境中的小洋楼，不管其中的生活是怎样的苦难甚至违背伦常，它在洋楼中的人和洋楼外的人眼中都是美丽的，如天津作家赵玫的长篇小说《朗园》中已经成为养父妾室的女人在日记中依然赞美朗园，言语间充满了对它的喜爱：“我的家叫朗园。在麦达林道的尽头，一幢孤单而美丽的小楼忧伤地伫立着，那就是朗园，我的家。雕花的石头廊柱默默无言，而回廊里能望见远的夜空，星空。远的星在朗园的尖顶上闪烁着，朗园真美丽，那是种生命的清澈的美丽。”^[7]就个体单数而言，“贵族”文化中有丑陋与阴暗，但是，在复数意义上，人们惯于把“贵族”文化置于平民文化之上。小洋楼因为“贵族”文化语境接合表现出生命生存上的美丽。

值得一提的是，小洋楼的“贵族”文化语境接合在近年来小洋楼与城市平民居住条件的反差中有所强化。现在，城市平民大多住在几层甚至是几十层的楼中，一栋或几栋楼共享一片绿地、一个停车场。而用于居住的小洋楼一般两层左右，一户人家独享一个庭院，不用提小洋楼内部的地下室、阁楼、壁炉等既注重功能又富于风情的设计，单纯从居住空间角度看，小洋楼就昭示出“贵族”与平民的巨大区别。因此，“贵族”文化语境接合至今是小洋楼的接合语境之一。

不论是异文化语境接合，还是“贵族”文化语境接合，小洋楼在文化语境接合中传达的情感态度都是肯定性的，这种肯定性情感显然是以非文化要素的剥离或者弱化为前提。以小洋楼为载体的异文化输入、“贵族”文化崛起都与殖民历史密不可分，悬置或淡化历史纯粹立足于文化才会生出肯定性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