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立飞

文化的繁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已经成为共识。天津把文化兴市、文化强市作为当前及今后的一个战略目标，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动城市文化的繁荣发展。作为城市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创作，与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以及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一、城市与文学。城市不仅是文学发生的一个基本条件——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作家的文学活动大都集中在城市，而且以其内在的特性影响了文学创作，使文学形成某种共性或共识。这一问题在文学社会学中有着充分的研究，如泰纳在《艺术哲学》中以艺术史为例证明了地理、气候、社会环境与风俗对文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同自然条件与植物生长那么密切。鲁迅从对“京派”与“海派”的批判中论述了城市对文学的影响：“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1]北京作为明清帝都，官气堂皇，形成了“京派”文学的高雅气派和纯艺术的审美追求；上海作为开埠的商业城市，早经欧风美雨的侵袭，形成了“海派”文学的洋场文化气派和求新追异的艺术指向。“京派”“海派”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流派的同时，也代表了城市制约和影响文学创作的典型例证。

城市不仅影响了文学创作，而且也成为了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乔尼在《梦想之城》一书中说：“城市召唤着我们心中潜藏的梦想，因为广大与多样的城市世界，意味着幻想、希望、偶尔的满足和忧伤、期待、孤独以及在神奇的人生中遇到同路人的可能性。……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变化之城’，一座‘梦想之城’。”对于老舍来说，北京就是他的“梦想之城”，北京让他怀想和热爱，“我真爱北京，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2]正是这种热爱激发了老舍创作的欲望，使他写就了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离婚》《赵子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对于曹禺来说，是天津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雷雨》就是城市情绪的一次集中释放，《日出》则是对城市印象艺术的抒写，天津使得这两个剧本的“每一个音都带着强烈的地方的情绪”。

城市还是文学创作表现和分析的对象。泰纳论述巴尔扎克时指出：“他先描写城市，然后描写街道和房屋。他解释房屋的门面，石墙的窟窿，门窗上的构造和木料，柱子的基座，苔藓的颜色，窗栏上的铁锈，门窗上的裂口。他解说房间的分布，壁炉的式样，壁衣的年岁，家具的种类和位置，然后过渡到衣服和用品。”^[3]从对城市的分析和表现中，巴尔扎克揭示出巴黎城市的风俗人情面貌及法国的整个社会。被看作现代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之一的茅盾的《子夜》开头是上海一个典型地区的全景：“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高耸的钢架……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4]茅盾通过对城市的体验和描绘，展示了西方现代性在上海的到来以及上海城市的“洋场”特征，小说的故事就是在对上海的描述与剖析中展开的，上海城市构成了小说故事的背景和基本框架，是茅盾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样本。

二、城市形象与文学创作。城市作为影响或制约因素影响文学创作的同时，也成为文学作品表现和分析的对象。文学作品不仅记忆了城市的过去，而且以想象的方式重构了城市的形象，使其成为一个“可阅读”的文本。记忆和想象是文学重塑城市肉身和再造城市形象的主要方式。

城市是城与人的合体。经济、建筑、历史等学科以量化指标、设计规划、人物事件等方式解释和说明城市的过去与现状，可以把丰富的城市用简洁的说明文字进行概括，却无法接触到生活在城市中人们的思想所感，无法深入到他们的心灵深处的世界。市民群体可以感受到城市的脉络气息，却因“只缘身在此山中”，完全属于城市的缘故，无法看清楚城市的形象面貌。老舍指出：“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5]要看清楚和描述城市形象，必须是生活在城市又能跳出城市的类似于本雅明笔下的“流浪在城市中的波希米亚人”，也即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他们居住于城，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城市文化的一份和谐，同时又保有知识者、作家的清明意识，把城以及其他人一并纳入视野。他们是定居者与观察者。后一种身份即决定了他们的有限归属。以城为审美观照对象使他们在其中又在其外。”^[6]作家以其定居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成为城市的叙述者与代言人，他们通过文学创作不仅深入到城市人的无意识层面，而且也由此把握住城市的社会结构与形象内涵。

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契合既是城市魅力吸引的结果，同时也提升了城市的形象。萧乾谈及北京城市的魅力时说：“说起北京的魅力来，我总觉得‘吸引’这个词儿不大够。它能迷上人。著名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三十年代在北大教过书，编译过《现代中国诗选》，还翻译过《醒世恒言》。一九四零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有回去的一天。其实，这为现年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7]宋安娜在《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一书中谈到了犹太人伊莎贝尔·梅纳德对天津的感情：“她说：‘天津，中国，始终萦绕在我的整个生命之中，无法从我的生命中抹去。’于是，她在成为作家和艺术家之后，在移民美国多年，深深地融入了美国社会之后，却拿起笔来，写她在中国天津的生活。她把这本书命名为《中国梦——犹太人在天津长大》。”^[8]天津所以让伊莎贝尔魂牵梦萦，除了因为是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之外，也与该城市的国际性特征及其文化的开放包容性有关，而这些都构成了天津城市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文学对城市的想象，在建构了文本中城市的同时，其自身也成为了城市形象构成的一种话语。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一书中指出：“城市首先是一个有着其自身力学（尽管这力学已经变得难以确定）基础的物质的现实，然后才是文学的和文化的观念。”^[9]尽管文学的观念和文化范式不能取代公路和建筑，不能取代物质的城市，但它们有助于将城市“概念化”，“它们对现实进行抽象而非立足于现实，每一种观念都提供给我们一种将城市概念化的方式，以便可以重新将城市恢复到人的尺度，以便可以将城市引向知识的焦点，由此，使一种脱离其物质现实的、对城市的知识性的理解成为可能。文学文本和文化范式有助于我们注意并捕捉住时间的变迁。”^[10]文学想象不仅以编年史的形式记录了城市的利与弊——城市存在于文学的叙述中，而且成为阅读城市、探索城市性格与形象内涵的重要手段。“阅读城市就是解读城市化了的自我，就是从内部了解城市……如果罗兰·巴特是正确的话，那是一个必须像某个置身于东京的巴黎人那样去阅读城市符号的自我。”^[11]由此而言，理解和阅读城市形象，需要从文学的创作与阅读开始。

【注释】

[1]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www.daowen.com)

[2]老舍：《想北平》，《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3][法]泰纳：《巴尔扎克论》，《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4]茅盾：《子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5]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6]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7]萧乾：《北京城杂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8]宋安娜：《神圣的渡口：犹太人在天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

[9][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页。

[10]同上。

[11]同上，第377—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