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318条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是为自由心证主义。在刑事审判中，法官（事实认定者）需要根据证据对各种事实进行认定，而这显然建立在对证据之证明力（广义）进行评价判断的基础之上。自由心证主义的设立，意味着《刑事诉讼法》并未对证明力评价设置形式性的规则，而是将狭义的证明力和信用性交由法官进行自由判断。在狭义的证明力方面，法官能够进行自由判断的内容有二：一为单个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与证明程度；二为综合全部证据所能认定的事实。

与自由心证主义相对应的是法定证据主义。法定证据主义，是指法律事先对证据评价方法作出规定，不允许法官进行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法定证据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积极的证据法定主义，即只要有特定证据就应当进行有罪认定；二为消极的证据法定主义，即如果没有特定证据则不能认定有罪。诚然，采用法定证据主义的法律制度并不少见，而且法定证据主义的确有助于消除法官之间的个体差异、维持法制的统一性。但是，僵硬、划一的规制同样存在着欠缺具体正当性的危险，而且以被告人的自白为证据之王，必然引发刑讯逼供的问题。鉴于此，《刑事诉讼法》采用自由心证主义，将证据评价与以此为基础的事实认定交由法官、裁判员进行自由判断，应当说体现了对事实认定者的（人类）理性的高度信赖。^[1](www.daowen.com)

需要指出的是，《刑事诉讼法》第318条规定的自由心证主义，本质上是“有限制的自由心证主义”。这种“限制”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法官仅能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自由判断，而证据的证据能力判断则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其二，自由心证主义存在着例外，而例外情形的存在划定了法官进行自由判断的边界范围。其三，自由心证主义并非允许法官进行恣意判断，而同样要求心证形成的合理性。为确保该合理性实现，法律设置了一系列的担保性制度，而这同样对自由判断形成了约束。以下对自由心证主义的例外情形、自由心证主义的合理性担保制度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