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财政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①综合效率分析

从表3-29和表3-30可以看出，2006～2015年综合效率有效的省份数量。其中，深绿色地区中天津市每年的综合效率都为1，比较稳定；北京市的综合效率也是自2006年始逐年递增后，2013年又开始有所波动；上海市2009年大幅度上升后一直保持在1.0007的水平；江苏省的综合效率一直处于低位，其投入并不低，但产出效率却一直偏低，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其投入冗余和规模报酬递减有关；山东省的综合效率也偏低，2014年开始有逐年提高的趋势。中度绿色地区中只有海南省的综合效率始终保持1；黑龙江省呈现明显N型波动，在2007～2009年达到峰值，超过0.9，后开始回落并逐年递减；云南省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345，属于较低水平，波动不大；内蒙古自治区2006年综合效率仅为0.146，但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甘肃省在2009年出现峰值0.9629，后下滑到中上位置。浅绿色地区中福建省的综合效率一直保持1；四川省综合效率均值为0.3686，是较低的，但2011年以来，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吉林省的综合效率是中下水平，最低为2011年0.2736，最高为2015年0.6655，有一定的波动；江西省的综合效率总体有上升的趋势，在2015年达到了峰值1.0012；湖南省的综合效率偏低，均值为0.4402，2010年开始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综合效率较高，且在2007年达到1.0008；贵州省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3693，总体处于较低水平；陕西省于2012年开始综合效率有递增的趋势；青海省的综合效率波动幅度较大，不稳定。淡绿色地区中宁夏回族自治区较为稳定，每年综合效率都是1；河北省综合效率均值为0.3568，属于较低水平；山西省综合效率均值并不高，但2013年开始有逐年提高的趋势；辽宁省综合效率处于中上水平，于2010～2011年达到峰值后又下滑到中上位置；浙江省的综合效率水平较高，2006年达到1，2007～2015年一直维持在0.9以上；安徽省的综合效率也是比较高的，除2007和2008年在0.9左右外，2006、2009至2015年都是在1及以上；河南省的综合效率整体处于中间位置，均值为0.5402；湖北省在2006和2008年综合效率达到1，其余年份处于0.8～1之间；广东省2006～2008年的综合效率为1，2010年开始逐年下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呈现典型的N型波动，在2008年出现波峰后下降，2011年开始又出现上升趋势，2015年综合效率达到1.0005。

根据表3-30和图3-2的数据和趋势图可以看到，各地区的综合效率区别很大，但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有一个或多个“N型”过程。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率有个先升后降，或者多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一方面说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效率一度很低；随着生态环境问题受到关注和重视，其效率逐渐回升。从表3-30和图3-3的数据可知，各区域综合效率偏低，最高的综合效率都未超过1.1，最低的综合效率仅为0.27。从四个地区类型来看，并没有表现出某个类型的地区综合效率有一致性的趋势，各个类型地区内部的综合效率差异也很大。

表3-29　综合效率有效地区统计

表3-30　2006～2015年财政政策分区域综合效率

续表

续表

图3-2　财政政策各地区综合效率

②Malmquist指数分析

通过软件deap 2.1计算Malmquist指数，得到2006～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此处的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的是财政政策的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技术进步表示的是生态文明相关的技术革新和改进的程度；纯技术效率衡量的是技术无效率在多大程度是由纯粹的技术原因造成的；规模效率反应的是各省（市、自治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投资规模是否处于最佳状态。各个指数之间的关系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www.daowen.com)

图3-3　财政政策各地区综合效率均值

纯技术效率是指在相同规模的最大产出下，最小的要素投入成本。这一指标可以用来衡量生态文明相关财政政策的无效率在多大程度是由纯技术原因造成的。纯技术效率反映了既定的生态文明相关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下，政府生态文明相关财政资金管理水平的高低和管理规划的合理程度，更多地反映了政策实施部门的经营管理方式和水平。从表3-31中可以看出，各地区纯技术效率均值最低为贵州省的0.972，最高为重庆市的1.034，平均值很高，表明生态文明相关财税政策管理水平较高。无效率的地区仅有吉林省、贵州省、河北省、辽宁省、湖北省。规模效率表示生产规模所处的状态；规模效率越大，表示该生产单元的生产规模越接近于最优生产规模。因而，应根据所处的规模报酬情况调整要素投入量，以获取最大收益。无效率的地区有黑龙江省、云南省、青海省、河北省、浙江省、湖北省、广东省，而其中如黑龙江省和云南省等规模效率低，但纯技术效率高，因此其综合效率低的原因即规模效率问题。

从表3-31可以看出各个地区Malmquist指数的变动情况。深绿色地区中，天津市及上海市从2010年开始稳定发展，变动不大，而北京市、江苏省和山东省的变动幅度比较大。中度绿色地区中黑龙江省是变动幅度最大的省份，最低至0.586，最高达1.588；海南省是发展较为平稳的地区。浅绿色地区中，吉林省的变动幅度也很大，2009年高达2.571，2011年低至0.574，相对福建省是变动比较不明显的地区。淡绿色地区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属于比较平稳的地区，而其他地区则是在不停地无规律地变动。生态文明建设是个长期工程，政策的稳定性、持久性和有效性是保证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因此保障财政资金稳定、规律投入的同时，也要监管和督促生态文明建设效率。

表3-31　2006～2015年分地区财政政策Malmquist指数

续表

（2）税收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表3-32　2008～2010年税收政策分区域综合效率

续表

表3-32和图3-4是2008～2010年税收政策各地区的综合效率，从中可以看出：深绿色地区税收优惠的生态文明建设效率稳定的是天津，一直维持在1，而北京在三年级间综合效率出现断崖式回落，上海三年间的数据也是波动较大，应该与其2010年举办世博会期间实施的相关政策有关。中度绿色地区总体综合效率较高，云南和内蒙古的综合效率偏低，并不说明其生态文明建设效率低，而是税收优惠对两个地区刺激生态文明建设作用不显著。浅绿色地区除了青海呈现稳定的综合效率为1，其他地区的变化波动较小，综合效率也偏低，说明税收优惠对该类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起到的作用有限。淡绿色地区中安徽、重庆和宁夏的综合效率比较稳定，也维持较高的水平，可见税收优惠对这几个地区的作用效果比较好，而其他地区的波动不大，综合效率水平也不高，其中广东省还处于连年下降的趋势，说明税收优惠对其产生的效果在不断下降。

图3-4　2008～2010年税收政策各地区综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