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推拉理论的否定，经济理性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加深了对移民群体和个人在迁徙行为中的理性分析。以“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为例，其肇始于1954年阿瑟·刘易斯的“利用无穷劳动力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型，经由Larry Sjaastad于1962年提出并由Michael Todaro完成。该理论认为国际人口的迁徙是全球劳动力布局不平衡所造成的，在分配与调整过程中，个人在其中通过迁徙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工资和福利是调整迁徙的最大量差。从本质上看，国际迁徙是种个人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一旦该种量差实现平抑，迁徙行为即停止。该种理论在解释因经济原因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与工资福利价差出现的劳工迁徙时非常具有说服力。^[3]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移民状况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该理论已经无法对其作出适当的说明。该理论最致命的缺陷是，经济量差是导致国际迁徙的重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它不仅无法解释存在量差诱惑的下层人士如何成功实现迁徙，也无法自证在量差结束时仍旧存在大量的移民，例如英国以前自治领的居民战后向英国的流动。此外，成功的迁徙在现代不仅取决于移民者的主观意愿，更是迁入国政策的推动。

以Oder Stark和Edward Taylor为代表的“新迁徙学派”（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试图修补新经济理论，提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迁徙主体是家庭而非个人。该学派认为，迁徙行为不仅是为了提高个人的纯粹经济收入，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社会生存能力和地位。该种理论以家庭为视角，无形中增加了移民考量中的集体认同和归属因素，反映了以民族为基本载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种群认同观念，因此覆盖了较新经济学派更宽的领域。但是面对新世纪诸如自然环境难民、政治难民以及不稳定的移民环境时，就无法自圆其说。

Michael Piore在1979年提出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他仍旧从经济分析出发，认为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双层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格局，即工作环境舒适同时具有高收益、高保障和高福利的部门以及工作环境恶劣同时具有低工资、低保障和低福利的部门。前者主要是白领甚至金领工种，在西方国家很容易招募到人员，后者主要是蓝领工种，西方本地劳工不愿从事，加上西方国家本地生育率不断降低而致使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劳工短缺使得西方国家不得不从国外市场寻求必需的劳动力予以补充。同时，西方国家为了限制非法移民设定了种种措施，又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分层的状况。在此基础上，Alejandro Portes和Robert Bach增加了“族群聚集区”的变量分析以针对移民经济中的移民族群相对聚集效应，来解释为什么新移民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会趋向于同种同群以及“族群经济圈”现象形成的原因。但是该种理论偏重于对需求一方的考察而对人口输出一方贡献不多，因而无法解释偷渡等非法移民形式，即迁徙行为并不以存在某种经济上的“需求”为前提。(www.daowen.com)

虽然从市场诸变量要素出发对移民现象进行考察是西方学界长期以来的传统，^[4]，在解释国际迁徙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但是，纯粹经济理性的研究已经不适用现实的情况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