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以后，特别是1973年石油危机过后，各国开始意识到外来移民问题所带来的压力，对客籍工人的招募突然停止。那时大约1100万移民工人（包括欧洲内部和来自欧洲外部的工人）中，南欧的工人因为母国已经得到改善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而开始返回自己的起始国，但是来自北非与土耳其的工人并没有像当地政府想象的那样返回来源国，而是留在当地寻求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开始要求与自己留在来源国的亲人进行家庭团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客籍工人亲属团聚浪潮的到来，西欧、北欧地区的移民社区不断扩大。自那以后，家庭移民已经成为进入欧洲的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形式，因为已经在欧洲居住的第二代移民往往会选择以自己母国的人作为嫁娶的对象，从而借着姻亲关系出现新一波的移民潮。目前，亲属团聚移民已经成为西北欧地区最主要的移民形式。其中在瑞典和法国，家庭团聚移民能够占到授予居留资格总数的50%以上。

欧洲各国在1970年后纷纷出台干预与限制移民工人的措施，甚至提出了“零移民”的口号。各国在对签发工人移民许可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同时，将招募的重点放在对于本国产业体系亟需的高技术类型和特定行业方面。因为限制条件的增多，移民为了进入欧洲开始出现暴力冲突并且不再隐瞒自己寻求避难的意图。他们被迫申请难民，或者以非法的方式超越边界或者以非法的方式滞留下来。与此同时，出于躲避贫穷动机的移民开始出现并导致难民申请量的增加，迫使人们尝试以不合规则的手段获取入境资格。

欧洲地区的难民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后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当中，大部分难民是从东边的社会主义国家跨越边界进入西欧，这种方式也刺激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以有组织的方式开辟道路进入欧洲。20世纪70年代全球大约只有500万被披露的难民，其中大部分是在他们起始的安全地点被发现。欧洲国家也只是偶尔会为诸如20世纪70年代的“越南船民”提供避难营地。但是进入21世纪的时候，难民数字已经增加到差不多2000万，并且日益增多的人试图在欧洲寻找避难处所。进入欧洲的难民数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虽然其主要是由前南斯拉夫内战所造成。自那以后，难民数字自峰值下降，根据Eurostat的统计资料，2001年有42.4万名难民申请者，到2006年，这一数字下降到差不多19.3万名。但是，2007年和2008年的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又导致该数字重新增加。

其实，官方统计渠道之外的入境人数一直呈现实质性地增长。为了进入已经变得条件苛刻的职场，难民与家庭团聚不断推动着潜在的移民以不正当的方式进入非正式的各种经济领域并使该部分移民以非法的形式与家人或者本国人住在一起。其中一些不正当移民非法跨越边界，其他一些人或者非法获得入境资格，或者签证过期与难民申请遭到否决之后滞留不归的人。像希腊、意大利与西班牙尤其吸引不合规则的移民（irregular immigration），因为那里的非正式（地下）经济为这类移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虽然无法获得可靠的非法移民的数据，但可以估计该数字能够占到合法居留移民的5%到10%。(www.daowen.com)

2006年，进入欧盟27国的移民人数在300万人左右，其中120万是欧盟内部一国移入另一国的公民，180万是从非欧盟国家移入的。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的补充，意大利与葡萄牙人口已经是负增长。尽管各国政府已经发现很难再接受新的移民，但是绝大部分国家已经变成纯粹的移民输入国。外来移民不仅是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系统的潜在威胁，而且社区内种族宗教的增多也意味着对原有社会凝聚力的破坏。目前的欧洲移民政策被有些人形容为促成了“欧洲堡垒”（Fortress Europe）的建立，在这个堡垒之中欧盟公民可以自由活动，而来自第三国的移民几乎无法进入，不过这种评论也值得商榷。因为各国政府很清楚，随着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需要长期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不得不从欧洲外部输入劳工，而且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需要给予特定人群以暂时性或者医疗性质的保护许可。

到目前为止，欧洲地区面临外来移民的基本态度显得非常纠结：一方面需要，另一方面又排斥。各国在制定本国移民政策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地推动地区移民政策一体化。所以，欧盟的移民大门从长远来说不会缩窄，而会继续开放，但是其开放的速度却是根据本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态势以及成员国相互关系、对外关系状况进行综合考量平衡的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