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

自从周延儒获罪后，蒋德璟隐忍了大半年之久，任谁都知道他与这位前任首辅甚有瓜葛。只是今日在太和殿上，耳听得户部主事蒋臣对重行“钞法”一事夸夸其口，他实在是怒不可遏了。

语罢，蒋德璟复又怒视着面前的三位户部要员。

户部尚书倪元璐，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按祖制，苏、松、江、浙（苏州、松江、江西、浙江）人不得为户部官，其后此制虽屡有松动，但户部尚书一职，在洪武以后的二百余年里，只有倪元璐一人。

苏、松、江、浙是明廷赋税最要之地，朱元璋设此成法，一是怕四地之人回护乡民，降低赋税。二是风闻四地市肆之民“好争讼”“不循法度”，尤其是“重钱轻钞”“多行折使”的做法，导致其着力颁行的“大明宝钞”愈陷困顿。

有明一代，货币约分为两大阶段：先是明朝中期之前，实行以大明宝钞为主、铜钱为辅的复本位体制，白银禁行；再是成化、弘治以降，实行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复本位体制，宝钞废弛。

纸钞是朱元璋一统天下的倚仗，早在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铸行大中通宝之时，便已令“商税三十取一，收钞及钱”。洪武初年，更是多次用宝钞赏赐臣子，此时大明宝钞尚未颁布，用的还是元钞。

洪武八年（1375），诏造“大明宝钞”。史载“明初，钞甚通行”，然而短短十余年后，大明宝钞并没有随着国力民生的恢复而稳定下来，反而陷入了无休止的贬值之中，其衰落之速，竟是比宋、元时更剧。

洪武二十三年（1390），就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者”的说法，宝钞已贬值到原先的四分之一。洪武二十七年（1394），两浙“以钱百六文折钞一贯”，宝钞已贬至原先的六分之一。明廷技穷之下，索性颁布铜钱行用禁令，以行政手段督用宝钞。然而到了明宪宗成化初年，朝廷诏令“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成化七年（1471）更是“钞贯值二三钱”，宝钞几乎贬至面值的千分之一，终于是废纸一张了。

大明宝钞是一种先天不足的货币，它与宋元纸币的准备金制决然不同，是一种强制性的、不能兑换的货币。但其却如同交子一样，都是因为发行无度而衰落。洪武朝的统一战争和永乐朝的下西洋，均是建立在宝钞滥发的基础上，即所谓“壅滞”。

与此对应的是永乐、洪熙年间和宣德年间的两次“救钞”，概而言之就是以增添税目的方式回笼商场上过于泛滥的宝钞。只是本来针对富商大贾的课税，却摊派到了市井小贩和平民百姓头上，并且还增设了大量的税目，以致举凡店铺、摊位、屋舍、园圃，无物不税；吃也税，喝也税，衣也税，行也税，无事不税。然而这些也尽是背离经济的隔靴搔痒之举，或有一时之效，但最终都未能阻止钞法的崩溃。

吊诡的是，本是为了迫使大商巨贾过关时使用宝钞，从而加大宝钞的流转而设立的“钞关”，并没有因为宝钞的废弛而消失，转而成了征收银钱的敛财扒皮之所。商旅为了躲避钞关重税而不肯过关，致使百物腾贵，百姓嗟怨。

万历朝的户部尚书赵世卿痛心疾首道：

“……各关告穷告急之人，无日不至，不敢一一陈渎。大都人情熙熙攘攘，竟尺寸之利，今乃视为畏途，舍其重利，不通往来。无乃税使之害，尤有甚于跋涉风涛者，则苛政猛于虎之说也。”

至于那大明朝堂的信誉，也如同宝钞一样，废弃于道路矣。

白银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货币的，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是白银在法律和事实上成为首要货币的时间，无疑是在明朝的中后期。

南宋十二两半银铤

明五十两银锭

清四川“公心昌”双排戳十两银锭

白银在唐代以前远不如黄金重要，只在汉武帝和王莽时，以白银合金的形式短暂地行用过。隋唐以来，白银开始显现出货币的功用，如在朝廷的赏赐、招募、馈赠和蓄藏等方面的使用。除了在社会上层流通外，白银因为体积小、价值大、方便携带等优点，也开始受到民间的重视。两宋时，以白银为中心的民间借贷机构大量出现，白银逐渐从商品的属性中脱离出来，获得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开始货币化。

白银在明代的行用，首先是从税收开始的。洪武七年（1374），徽、饶、宁国等地不通水道，缴纳粮食十分不便，朱元璋下令：“以金、银、钱、布代输，以宽民力。”洪武九年（1376），虽然严禁使用白银，但为少数地区纳税之便，朝廷还是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然而在洪武朝，以银纳税只是个例。为了推行钞法，绝大多数的代粮征收都是以大明宝钞为主。

永乐年间，白银的禁令愈加严厉，民间敢有以白银交易者，以奸恶论处。但是用白银制造的器皿却不在禁例之列，这无形中给白银的流通开了一个口子。

仁宗、宣宗时期，白银禁令开始松弛，此后虽屡有反复，但大体上是宝钞的衰落和白银的崛起之势。直到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令民间货鬻值银一钱以上，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彻底承认了宝钞的失败和白银的合法化。再后来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时，干脆连铜钱都舍弃了，只征收白银。

明朝的货币史，便是纸币的衰落和白银的崛起史。

除了纸币，白银的另一个竞争对手是铜钱。明清的铜钱分为制钱、古钱和私钱（即私铸钱）三种，所谓制钱，即本朝铸造的钱币。明代铸造的货币极少，明十六帝中只有九位铸造了年号钱，分别是大中通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宣德通宝、弘治通宝、嘉靖通宝、隆庆通宝、万历通宝、泰昌通宝、天启通宝和崇祯通宝。弘治十八年（1505），给事中许天锡建议在铸钱的铜液中加入锡，以加快翻砂流转。所以晚明、清朝的钱币都质地发黄，俗称黄铜钱。

古钱指的是明代以前的钱币。受私铸的影响，明朝中后期制钱与古钱的兑换比例，逐渐变成了二比一。

然而铜钱价贱体重，且易于盗铸，甚至连虚值大钱这一劣币的功用都被白银代替，所以铜钱自宋后再也没能成为主币。明清时期，铜钱先是宝钞的辅币，后又成为白银的辅币，直至清末而消亡。

白银的通行，还得益于世界白银的大量流入。古代中国从来都不是产银大国，明清时的白银几乎都依赖进口。明清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必然使得进口需求远不如出口强烈。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下，沛然无御的白银大潮从日本、美洲和欧洲涌入中国，诞生了一个汇聚了全世界白银的最大经济体——白银帝国。

只是在如此浩荡的银白洪流裹挟下，崇祯朝的白银却了无踪迹，数百年前的钱荒终于再次演变成了银荒。

彼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无饷可发，无兵可征，无粮可运。嘉靖帝下诏停止宝钞输京以来，钞益无用，哪怕是将宝钞明晃晃地码在大街上，也无人问津。现如今能让军士搏命的，也只剩下白花花的银子了。

蒋臣所提的钞法不啻于空中楼阁，如今大明朝国库早已见底，又有谁肯以银兑钞？可若是不行钞法，那无尽的饷银又该去哪里凑呢？

户部侍郎王鳌永和内阁首辅陈演应该比谁都清楚，此刻他们在殿内细碎地踱步，眉蹙得就像白银的边翅，一副恨不得毁家纾难的样貌。可是后来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他们一个献银数万两，一个献银四百万两，真个是“蔚为壮观”。原来白银都进了贪官的口袋，鼓囊囊地把大明往泥潭里拽，最后与权贵的尸骨一起江山共老了。

倪元璐该是不明就里的，他本不是个敛聚能臣，陈演也讥他“元璐书生，不习钱谷。”本次君臣奏对，多是由下属蒋臣面陈皇帝，他则在一旁为之襄助。

户部主事蒋臣，安徽桐城人，崇祯十六年（1643）六月举贤良至北京。他曾经亲身经历过桐城的民变，并将之记录在自己的《桐变日录》里。如今天赤如血，流民万里，无外乎就是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今日他言说钞法之事，也都是洪武年颁行大明宝钞的那些旧例，唯一不同的是新钞可以兑换白银，只是连他自己都不信罢了。(www.daowen.com)

方才听到蒋阁老一声怒吼，蒋臣更是畏缩不敢张口，汗也涔涔，心也沉沉了。

崇祯本想再问什么，可西北军情却纷至沓来了，不出意料的，尽是些潼关失守、孙传庭战死的丧气事。这钞法便再也没人关切，草草地胎死腹中了。

又几个月，太和殿里的六人也都有了结局：

崇祯煤山殉了国。

陈演降了李自成。

蒋德璟投奔南明。

王鳌永归顺满清。

蒋臣失了踪迹，据说是出家为僧了。

至于倪元璐，他也同崇祯一样，挂起了绳子，伸出了脖子，唯以区区报君王了。照例是有绝命书的，上云：

“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

表十三　明代钱币图释

（续表）

明朝

洪武通宝

永乐通宝

宣德通宝

弘治通宝

嘉靖通宝

隆庆通宝

万历通宝

泰昌通宝

天启通宝

崇祯通宝

大明通宝

弘光通宝

隆武通宝

永历通宝

明末起义军

永昌通宝

大顺通宝

西王赏功

兴朝通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