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犯罪领域涉及面广，大要案频发

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发案领域广泛，已不仅仅在经济管理和资源分配部门大量发生，而且还涉及国计民生的诸多行业，由最初的经济管理部门向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等部门蔓延，并逐步渗透到金融、医疗、环保、卫生、教育、税务、林业、城建、财贸、交通等多个领域和环节。基层房管所、林业站、派出所、农经站、财政所、税务所、工商所、国土所、供电所等部门均有发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文化、科技等部门，基层干部职务犯罪也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十分强烈。

与此同时，基层干部所涉嫌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大案、要案频发，涉案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案件并不鲜见，令人触目惊心，使国家利益和集体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该市检察机关2007—2011年间查处的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案件中，属于重特大案件的涉案人员有45人，占到整个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案件涉案总人数的39.8%；从涉案金额来看，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有42人，100万元以上的有27人，1000万元以上的有7人，涉案金额最高的案件是该市某区财政局原国库科科长王某玩忽职守案，因涉案主体疏忽履行职责，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900万元。另外，从基层干部贪污贿赂类案件来看，也不难得出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大要案频发这一结论。据统计分析，贪污贿赂类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有172人，100万元以上的有29人，1000万元以上的有4人，涉案金额最高的案件是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某区第一管理部原主任刘某挪用公款案，该案涉案主体滥用职权直接挪用公款高达4700万元。上述该市检察机关2007—2011年来查办的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有关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严重程度，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大要案频发这一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涉案罪名相对集中，受贿、贪污犯罪占主体地位

从该市检察机关五年来查办的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情况看，受贿、贪污犯罪在职务犯罪中所占比例较高，受贿罪、贪污罪两罪合计涉案人员达280人，占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总涉案人数的61.4%。可见，基层干部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或者索取贿赂、贪污公共财物或者公款等是多发性犯罪，日益成为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点。除受贿罪、贪污罪之外，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相对比较集中的涉案罪名还包括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这三罪的涉案人数比较均衡，分别为45人、42人、41人，三罪涉案人数共计128人，也占到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总涉案人数的28.1%，近三成。换言之，前述受贿罪、贪污罪加上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这五个罪名所涉案人数共计达408人，占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总涉案人数的89.5%，近九成的比例。而这近九成涉案人数的构成比例中，又以受贿罪和贪污罪为主体。

（三）基层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职务犯罪突出

近年来，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由一般管钱管物的人员向基层领导干部蔓延。在查办的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中，当官带长的基层干部犯罪比例很高，特别是“一把手”职务犯罪现象突出。该市检察机关2007—2011年查办的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主体属于基层领导干部的有299人，占全部涉案人员的65.6%，在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中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属于单位或者部门“一把手”的局长、处长、科长、主任、校长等就有193人。基层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往往都掌握一定的权力和资源，如果自身要求不严、失去监督，就很容易滑向实施职务犯罪的渊薮。从基层领导干部所实施的职务犯罪的表现形式来看，有的是利用职权大肆收受或者索取贿赂，有的是内外勾结、共同作案，有的是拖人下水、指使下属侵吞公款为己谋利，有的是单打独干、中饱私囊，还有的是领导班子一窝黑、利益均沾。如该市某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某受贿案，李某在担任该区一镇镇党委书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就利用职务便利，大肆收受20人（单位）贿赂款项904万元人民币，3.5万美元，1.3万欧元，4千英镑，价值263848元的钻戒一枚。上述贿赂款的绝大部分都是由李某交给其妻王某保管，“夫唱妇和”，共同敛财，并且大都是在李某担任“一把手”时发生的。

（四）群体化现象凸显，窝案、串案和案中案增多(www.daowen.com)

在分析2007—2011来该市检察机关查办的425件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后发现，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窝案、串案和案中案占有相当比例，群体化现象表现比较明显。在侦办基层干部职务犯罪过程中，因查处一个案件带出一串、一窝的现象并不鲜见，不少涉案人员上下勾结、内外联合、互相串通，共同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有的甚至还带有一定的团伙性质。这无疑也使得发现犯罪、突破犯罪和处理犯罪的难度增大。如2011年查办的该市胸腔科医院受贿系列案件，在医院中形成了“上下多条线，科室一大片”的格局，该医院药事委员会委员、科室主任、主治医生甚至信息员、仓库管理员，都成了医药代表的“主攻对象”，该市某区人民检察院配合市卫生局在医院召开自首大会，就有75人主动讲清问题，上交赃款220余万元。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群体化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基层干部职务犯罪的发展态势及其危害性的严重化趋向。

（五）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多发态势应引起重视

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新农村建设全面推进，大量资金、项目流向农村，使得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的权力迅速扩大，但如果管理这些资金、项目的机制不完善，制度缺失，监督不到位，就容易导致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由于受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影响，加之农村基层干部自身素质参差不齐、相对较低，一些农村基层干部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私分挪用等腐败现象不断发生，且愈演愈烈，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多发易发态势，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而且还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已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问题之一。从该市检察机关这五年来查办的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情况看，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尤以乡镇基层干部突出，所占比例比城市基层干部发案要高很多。农村基层干部职务犯罪主要表现为受贿、挪用、贪污、侵吞等形式，这些案件的日益多发，其危害也越来越大，有的造成国家财产重大损失，有的影响政府涉农资金的投入效益，有的直接侵害农民利益，造成矛盾激化，甚至还引发群体访和越级上访，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六）犯罪手段简单、直接，主要表现为直接收受、挪用、虚报冒领等方式

由于基层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法制意识和综合素质等相对要低一些，而且长期直接与农民群众打交道，其作案手段总体上呈现出比较简单、直接的特点。如司法实践中查办的许多基层干部贪污贿赂类案件，涉案主体多是直接收受或者索取，进行权钱交易；或是采用白条下账、收入不入账、重复报销、虚列支出、冒领骗取国家财政资金；或是明目张胆地将款项直接挪用；等等。从这五年来查办的涉嫌职务犯罪的基本干部的文化程度来说，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涉案人员仅占总人数的3.9%，博士1人（即该市某区原区长周某）；此外，还有少数中专以下文化层次甚至包括文盲的基层干部。由于该市是中央直辖市，在政治上地位特殊，相比于该市，全国其他地方基层干部的文化程度要更低一些。事实上，从该市检察机关这五年查办的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手段分析，采取直接收受或者索取的有183人，占涉案总人数的40.1%；直接侵吞、骗取的57人，占涉案总人数的12.5%；直接挪用的32人，占涉案总人数的7.01%；虚报冒领的20人，占涉案总人数的4.39%；而采取以借为名挪用、象征给付变相收受、家属挂名领薪等较为复杂或者间接犯罪手段的人数非常少。

（七）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发案潜伏期相对较短

职务犯罪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总体而言，职务级别越高，作案手段更加隐蔽化、智能化，犯罪的潜伏期也相对较长。如许多高中级干部实施职务犯罪时，为了规避法律制裁，采取低价购房、投资入股、委托理财、挂名高额领薪、以借为名掩盖受贿等新型腐败方式，腐败行为有一定的隐蔽性和迷惑性，案件往往难以暴露和查处。而基层干部由于处在基层一些，其文化层次、法制意识和综合素质等相对要低一些，反侦查能力相应要弱一些，其作案手段大都比较简单、直接。这就使得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容易暴露，其犯罪的潜伏期相对较短。从查办的基层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数据分析，查办的属于贪污贿赂类案件的有313人，其中涉案主体犯罪潜伏期（从首次作案到正式发案）在10年以上的只有3人，5年至10年的为49人（49人中犯罪潜伏期大部分在6—7年左右），其他大部分基层干部贪污贿赂类职务犯罪潜伏期在3年以下，有的甚至在作案当日即案发；查办的属于渎职侵权类案件的有113人，其中涉案主体犯罪潜伏期在10年以上的也只有3人，最长的为12年，5年至10年的为21人，其他大部分基层干部渎职侵权类职务犯罪潜伏期也在3年之内。可见，相比于高中级干部职务犯罪，基层干部职务犯罪发案的潜伏期相对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