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通说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范围的确定，不难发现，不论是侮辱、诽谤行为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还是侮辱、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元首、外交代表，严重损害国家形象或者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等，都仅局限于从后果或对象的角度来解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外延与适用范围。实际上，从近年来实践中涌现出的关于诽谤罪的新情况、新问题来看，除上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主要情形外，还有不少虽然客观后果并不是特别严重或者对象也不特殊，但由于诽谤手段的特殊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使得诽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较严重，也符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如比较典型的互联网诽谤^[31]，由于传播媒介的特殊性，互联网作为信息时代新兴的一种媒体，其影响之大、传播之快、互动性之强、受众主动性和参与程度之高，远非传统媒体所能够比拟，不少互联网诽谤给当事人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严重危害互联网的安全与管理秩序，其社会危害性也达到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程度。而按照通说的见解，这些情形似乎并没有解释在内。应当说，“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是一个综合性的标准。刑法之所以做如此规定，其本意并不是为了强调后果或对象等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而是意味着，诽谤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方面的情节严重，如果达到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程度，那就应当由公诉权力进行介入。事实上，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也不只是由行为客观上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或危害的对象来说明的，还包括行为手段、方法、行为人的主观要件和主体要件等。易言之，“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中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不是特指危害结果或特定对象，对其的理解不能局限于从后果、对象的角度进行解释，而应当适当扩展到从诽谤的手段、方法、内容和主观目的等角度来进行合理考量。具体而言，除通说所列举的两种主要情形外，在认定某种诽谤犯罪行为是否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时，我们认为，可以着重考虑以下因素：（1）诽谤所捏造的事实本身性质的严重程度。如捏造的事实是否属于特别严重的污蔑他人反党、反社会主义、丧权辱国等情形。（2）实施诽谤的动机和目的的恶劣程度。如诽谤他人的目的是否属于十分恶劣的意图嫁祸于人、栽赃陷害、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等情形。（3）诽谤手段、方法的危害性程度。如捏造的虚假事实是否属于通过影响大、范围广、互动性强的知名网络论坛进行广泛散布等。如果诽谤案件属于上述情形，则应再结合全案的案情、危害后果和情节等，进行整体分析，综合判断是否达到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程度，从而做出准确科学的认定。(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