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初夏某天，白某侧跟在母亲的肩后，整整高出一头的身子在母亲厚实的身旁显得格外清瘦，微微内扣的肩膀不知是出于背包的重量，还是因为些许局促，校裤下晃荡的双腿似乎努力地调整步伐，以让自己不紧不慢、刚好在母亲的侧后方同行。在迎上前的检察官面前，白某停住了脚步，裤兜里滑出了双手，内扣的肩膀随着一声“检察官好”似乎被打开来，他呼出一口气，原本模糊的五官变得生动分明起来，俊秀的脸上一双眼睛，坚定中透着一丝羞涩，随即这丝羞涩在嘴角挤出的笑容中漾开……

(一)背景资料

2019年6月24日，经北京市某区检察院未检处转介，北京市朝阳区方舟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朝阳团区委的指导下，为强制猥亵未成年被害人白某及其母亲提供个案服务^[45]。

白某，男，16岁，就读于北京市某区某重点中学。2019年5月某日下午，白某在合唱团集训后跟随合唱团老师到办公室进行个人辅导，被合唱团老师强制猥亵(具体案情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以及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的保密原则，故省略)，其间白某未进行反抗。事发第二天，白某将过程袒露于母亲，经与母亲以及亲友(白某的干爹、干妈)商讨，事发第三天，白某在母亲的陪伴下到朝阳区某某派出所报案。

2019年6月初，案件进入检察院起诉阶段，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白某在报案后情绪状态较为稳定，学习生活未受到明显影响。但随着立案侦查的推进以及案件在家庭、同伴团体以及学校不同层面的发酵，白某于事发后两周主动退出合唱团，对唱歌失去原有兴趣，6月底(期末考试之前)做出转学的决定，并因“转学”的决定陷入与母亲的“冷战”中。母亲担心其心理状态，故而求助于检察官，希望司法社工以及心理工作者对其心理状态进行评估，并提供适当的心理疏导服务。

(二)服务对象心理状态评估

社工通过与检察官、白某及其母亲的访谈，结合性侵害人与被害者关系、强制猥亵发生时间以及过程、案发后个人以及家庭的应对方式、性侵犯案件披露后所带来的多重影响、个人成长经历以及家庭关系等内容，根据心理危机发展阶段性特点^[46]以及危机介入模式的评估要点^[47]对案主性侵害心理适应状态、当前应激状态及应激事件缘由，以及个人优势等方面进行了评估。

1.心理危机发展阶段评估

根据心理危机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案主正处于性侵害危机的解决期。在案发后的3天里，案主通过主动坦露(情绪舒缓)、寻求情感支持(价值认同)、亲友陪同报案(安全感和控制感修复)等方式，有效缓解和渡过了性侵后强烈、负性的情感体验(情感反应)，减轻了内在价值冲突(认知反应)，同时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个体的控制感、安全感以及自我效能感(行为反应)。由此可以推断，强制猥亵给案主以及家庭在短时间内(尤其是冲击期)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和心理困扰，但并没有给案主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这也是报案后案主能够快速回到学校，恢复往常学习生活，社会功能没有出现明显损害的原因。

2.当前应激状态分析

随着案件的披露以及母亲的继发性创伤反应(焦虑、自责、愤怒、无助等)，案主出现情绪低落(焦虑、害怕、沮丧、孤独等)、兴趣低落(退出合唱团、不唱歌、不练琴)、行为退缩(回避案发场地、回避合唱团员、回避与同学打交道、回避与母亲正面争执、产生转学的念头)等心理不适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主的社会功能和适应能力。由此可见，案件披露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使正处于强制猥亵危机解决期的案主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不仅使之前案主以及家庭通过报案以控制和清除危险源(性侵犯嫌疑人)的应对方式失效，更让家庭陷入转学的“冷战”中。

3.“转学”冲突分析

目前，案主因“转学”与家长(包括母亲、干妈以及父亲)发生争执，案主与母亲都陷入转学的多重趋避冲突中，随着转学申请提交时间的临近(学校要求家长需在7月8日前提交转学申请，否则将等到下学期末重新申请)而导致家庭关系紧张。

从危机介入模式的视角来看，案主以及家庭成员缺乏足够的危机应对知识、适当的情感支持，单一僵化的家庭互动方式以及家庭功能不足是引发母子“转学”冲突的主要原因。从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来看，转学冲突和性侵犯案件以及案件披露后带来的个人创伤(包括案发情境造成的回避压力以及披露后的舆论压力、人际关系紧张)和家庭创伤(母亲的继发性创伤反应，如对案主学校生活的焦虑、对案主人身安全的焦虑等)、案主的性格(温顺、被动)、案主所处的身心阶段(对父母的去认同化和自我认同倾向)、家庭结构(父亲缺位，母亲较为强势)、家庭沟通以及决策方式(以母亲意见为主)等密切相关。

4.案主优势分析

结合案主在案发后清洗衣物、主动向母亲袒露、在母亲支持下报案、努力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来看，案主具有正向、积极的归因方式和一定的决策、执行以及受挫抗压的行动力，表现出良好的自我功能和有效的防御方式。同时，案主学业优秀、特长突出，具有良好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此外，良好的亲子关系(安全型依恋)以及有力的社会资源(家庭成员、家外系统以及法律支持)为案主应对危机、恢复心理平衡、促进性侵害创伤自愈提供了环境支持。

(三)服务模式

1.危机介入模式

危机介入是指对危机状态下的个人、家庭或团体提供一种短期治疗或者调试的过程，它是一种特殊的介入，目的在于去除服务对象的紧张情绪、恢复功能，使他们走出危机。危机介入的目标是在有限时间内以密集的方式来提供支持性协助，使案主恢复以往的平稳状态。^[48]

因此，在危机介入时，社工需要迅速了解服务对象的主要问题、快速作出危险性判断、有效稳定服务对象的情绪和积极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当前问题。这既是危机介入模式的特点也是危机干预的主要内容。

在危机介入过程中，社工需要聚焦服务对象的危机，运用多种介入技巧，按照以下原则为服务对象提供心理调适和危机干预服务。

(1)及时处理。由于危机的意外性强、造成的危害性大，而且时间有限，需要社会工作者及时接案、及时处理，尽可能减少对服务对象及其周围他人的伤害，抓住有利的可改变的时机。

(2)限定目标。危机介入的首要目标是以危机的调适和治疗为中心尽可能降低危机造成的危害，避免不良影响的扩大。只有把精力集中在目前有限的目标上，社会工作者才能与服务对象共同协商和处理面临的危机。

(3)输入希望。因为当危机发生之后，服务对象通常处于迷茫、无助、失去希望的状态中，所以在危机中帮助服务对象的有效方法是给服务对象输入新的希望，调动服务对象改变的愿望。

(4)提供支持。在帮助服务对象面对和处理危机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充分利用服务对象自身拥有的周围他人的资源，为服务对象提供必要的支持。当然，同时也需要培养服务对象的自主能力。

(5)恢复自尊。危机的发生通常导致服务对象身心的混乱，使服务对象的自尊感下降。社会工作者在着手解决服务对象的危机时，首先需要了解服务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帮助服务对象恢复自信。

(6)培养自主能力。危机是否能够解决最终取决于服务对象是否能够增强自主能力。虽然服务对象在危机中自主能力有所下降，但社会工作者不能认为服务对象缺乏自主能力，整个危机介入过程就是社会工作者帮助服务对象增强自主能力面对和克服危机的过程。

简言之，危机介入模式采取的是一种心理、社会相结合的服务介入策略，将服务对象的内部心理调整与外部资源链接结合在一起，并且针对服务对象危机的消除提供直接有效的服务。这种介入策略常常涉及三个基本方面的服务:危机中无助感受的处理、外部社会资源的挖掘以及服务独享应对危机能力的提升。^[49]

2.家庭抗逆力视角

Walsh(1998)以家庭系统理论为基础，结合生态理论和发展理论，提出了家庭抗逆力理论视角。她认为家庭抗逆力不是静态的家庭特质，而是家庭在经受生活逆境的挑战中，协调并调动家庭复原能力、积极适应和成长的动态关系过程，包括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和家庭沟通过程。家庭抗逆力过程受到个人、家庭和更大社会系统的影响，并随几代人的生命历程而演变。Patterson(2002a，b)在其“家庭调整及适应反应模式”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家庭遭受重大风险(创伤)的抗逆力理论模式。与Walsh(1998)相同的是，该理论也承认家庭抗逆力是一个促进家庭执行功能和个人发展、阻止家庭出现不良后果的保护性关系过程；不同的是，该理论认为家庭抗逆力关系过程是家庭系统风险机制(过程)和保护机制(过程)在家庭意义的调节下相互作用的过程结果。构成家庭抗逆力的保护过程包括家庭凝聚力、家庭灵活性、家庭沟通模式和家庭意义。^[50]

国内外研究发现，孩子遭受性侵犯作为一个创伤事件，不仅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以及未来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还会使整个家庭经历诸多自身无法控制的重大改变，使得家庭作为整体经历家庭创伤。在受害者层面，受害儿童不仅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如性器官受损、性器官以外的身体受损、感染性病、怀孕等；^[51]还将出现各种心理适应困难，甚至持续至成年，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不恰当的性行为(包括性滥交)和性功能障碍、焦虑、抑郁、进食障碍、体像障碍、低自尊、退缩、攻击行为、躯体主诉、恐惧及噩梦、注意力不集中、滥用药物、自杀或企图自杀、人际关系困难(特别是亲密关系)、多次受害等。^[52]在家庭层面，披露性侵犯后，家庭创伤将给家庭支持功能带来负面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①父母继发性心理创伤；②家庭关系(功能)恶化；③社会孤立和制度创伤。^[53]

因此，在开展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个案服务中，社工从案主个体和家庭系统两个层面，借助危机介入模式和家庭抗逆力视角，着力于提升案主的适应性和发挥家庭的复原力，促进案主以及家庭的危机过渡和创伤修复。

(四)服务计划

1.服务目标

鉴于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性(身心创伤)、案主所处的境况(正值期末考试周)以及案主的当前需求(一周内做出是否“转学”的抉择)，社工通过与案主、案主母亲以及检察官进行前期会谈后，与案主以及案主母亲达成以下服务目标:

(1)快速评估案主当前的心理创伤状态；

(2)促进案主以及母亲的真实情感表达；

(3)丰富家庭成员对于性创伤应激反应常态化、正常化的知识以及应对方法；

(4)协助家庭成员对转学原因进行理性分析，促进家庭成员的双向沟通，并达成一致性应对意见；

(5)帮助家庭对性侵害以及案件披露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形成合理期待，探索并寻找应对资源，提升个人以及家庭的抗逆力。

2.服务计划

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本案以性侵被害人家庭(即案主以及母亲)作为服务对象，由一名男性社工和一名女性社工同时为个人以及家庭提供专业服务。具体服务计划如下:

(五)服务过程

1.评估阶段/家庭会谈

社工在接受个案转介后，通过与检察官以及案主母亲的电话沟通，对案发过程、案情办理进展情况、案主近况以及各方诉求进行了梳理，在得知案主本人的求助动机并不明显后，社工提议以家庭会谈的方式开启初次访谈，并配备两名社工(一名男性社工“Z”+一名女性社工“A”)以满足案主以及母亲个性化的求助需求。

•“我和你换个位置吧，你们帮我看看他到底怎么了。”

访谈当天，案主刚完成英语的期末考试，在母亲的陪同下如约来到检察院。进入三楼访谈室后，原本与检察官、社工轻松寒暄的母亲，等检察官调整好录像设备离开后突然安静下来。而一直跟随在母亲身后的案主，仿佛失去了坐标，面对回字形会议桌前的椅子，不知该往哪儿躲。当听到社工说找个舒服的位置坐下后，案主快速瞟了一眼母亲，径直朝离门最远的座位走去、卸下书包轻放在右手的座位后落座。母亲驻足环顾四周，看到儿子坐好后，在儿子左手的座位坐下。

随后，A社工坐在母亲左边，Z社工隔着放着书包的椅子坐到案主的右边。在A社工简单地对社工身份、服务流程、服务方式以及特殊设置(包括全程录像的要求、案件保密原则等)等内容进行说明后，母亲对A社工说：“我和你换个位置吧，你们帮我看看他到底怎么了。”

于是，案主在六双眼睛和摄像机的注视下，被动进入到“我到底是怎么了”的对话中。

•“他就是这么‘磨唧’，有什么话也不直接说，不愿意的事儿也不敢直接拒绝，要不然怎么会被老师欺负成这样!”

A社工挨着案主坐下问：小白^[54]，你也想调整位置吗?

小白(下意识低下头，同时把校服拉锁拉至领口轻声回应道)：随便。

A社工：或者需要我调整一下位置吗?

(小白保持上述姿势，将嘴停在拉着领口的右手指背上不出声。)

A社工起身将椅子向左后侧挪动，直到原本紧挨着案主的椅子放在了与其母亲、案主之间呈现45度角的位置后问：这样的位置呢，你感觉怎样?或者你也可以侧侧身子，拉拉椅子，毕竟突然有那么多只眼睛盯着你，难免有些不自在。

小白(微微支起头，扫视了一下现在的位置，将缩在椅子下方的双腿向外延展的同时蹬地，顺势将身子向后靠紧了，之后缓缓吐出一句)：没事儿。

母亲(略急促地打断说)：你不用那么照顾他，一个男孩子家。他就是这么“磨唧”，有什么话也不直接说，不愿意的事儿也不敢直接拒绝，要不然怎么会被老师欺负成这样!

社工A：嗯，发生这样的事情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家长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母亲：是呀，不幸中的万幸他是个男孩，现在老师也被抓起来了。也算是有个交代。

社工A(转向小白)：妈妈说老师被抓起来了，也算是有个交代。你觉得呢?

小白：算是吧。

社工A：你愿意跟我们聊聊这个老师么?

母亲(打断)：这个人就不能算是老师!也就是你把他当老师看!

社工A：听起来妈妈除了心疼你被老师欺负外，对你还有些生气，怪你对他太客气了。是么?

(小白快速看了社工一眼并点点头。)

母亲(迅速接话)：我也不是怪他。但是他要是当时就拒绝，或者发现苗头不对就跑或者喊，哪会有后面这些事儿!

社工Z：所以妈妈到现在为止也难以接受孩子遭到猥亵的事实，更不能理解孩子当时为什么没有更好地保护自己，对么?

母亲：这事儿都发生了，不接受也没有办法，我也不是怪他，我只是想不通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就……哎，你看就像现在这样，你问他什么，他就是磨磨唧唧的，半天不搭话。

社工A：嗯，我刚才听到了小白的回话，他说“没事儿”。是么?(社工A转向小白，在得到小白肯定的眼神后补充道)而且，“磨磨唧唧”的他在案发后选择了报案。对吗?

小白(从校服衣领里伸出脖子，给了一个干脆的回答)：对。

•“报案是我妈陪我一起去的。”

案主母亲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喃喃自语道：“在报案这件事情上，他倒是比我更坚决……”

随后，社工详细询问了案发后小白回到家后的反常举动(一回家就去洗澡、洗衣服、晚饭时不怎么聊天说话、夜里睡觉不怎么踏实、第二天不练琴以及晚饭前向妈妈提出想要“转学”的打算)、案件袒露的过程(在母亲追问转学的缘由后，小白跟妈妈袒露了案发的经过)、家庭成员的反应(母亲自述“当时完全蒙了”“一整宿没睡”“孩子反倒过来安慰我”“孩子爸出差不在家，也没有告诉他”；小白自述“决定报警后，心里舒服多了”“我不说、别人不说，就没人说了，总得有人站出来”)、家庭应对的过程(母亲第三天一早找来孩子的干爹、干妈商量对策，在跟孩子分析了报案、私了、转学等多种方式以及利弊后，最终，尊重小白的决定，于案发后第三天到派出所报案)

社工：是妈妈说的这样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特别是你的感受那部分。

小白(冲着妈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有了……我妈记得挺清楚的，有些部分其实我都忘记了。

社工A：没想到妈妈比你更上心吧。那有没有哪个部分是你妈妈忘记的呢?

小白：有啊……比如报案是我妈陪我一起去的。

社工A：所以，不只是你一个人站出来了，你和妈妈还有你们一大家子都站出来了，对吗?

小白(和妈妈对视了一下，半开玩笑地说)：嗯，除了我爸。

母亲(半责备半维护着回应)：你爸当时在外地，知道了也闹心。再说了，跟他说有什么用，去把老师揍一顿，还是去学校闹一场……我和他干爹、干妈商量后觉得还是先瞒着他爸比较好。

社工A：听上去除了担心孩子他爸着急以外，还怕他做出一些比较冲动的举动，是么?

母亲：嗯，他做事比较冲动。

社工A：小白，如果爸爸当时知道了，真的跑去恨恨地揍老师一顿，你觉得怎样?

小白(停顿了一秒，笑着回应说)：那老师一定被揍得很惨。不过，我爸肯定也会被我妈骂得很惨。(说着顺势侧头向妈妈瞟去)

(母亲向前探了探身子，好像正想回复什么，却被儿子脸上略带得意的表情逗笑，随即“哼”了一声，身子又放回椅子靠背里。)

社工A：你妈妈刚才笑着“哼”了一声，你听见了吗?

小白(连忙点头并向社工靠近)：听见了啊!

社工A：那你觉得这句“哼”是什么意思呢?

小白(边说边看向妈妈)：就是表示我说得对，但又不想承认我说得对的意思。

(话音刚落，案主、案主母亲以及社工都被这句话逗笑了，案主一直交叉在胸前的双手也随着笑容松懈了下来，被右手支撑着的脑袋带着整个身体第一次稳稳地落在了椅子上，好像忘了侧前方一米远那台摄影机的存在。)

社工A(回头问母亲)：是你儿子说得那样么，你知道他是对的，又不想承认。

母亲(仿佛又好气又好笑地回复道)：算是吧。

社工Z：那这次他想要转学的这个事儿呢，你觉得他是对的吗?

母亲和案主似乎被这个突然一转的话题给怔住了，一时间对话陷入了沉默……

•“怎么说呢?其实也没有到心烦那么严重……”

社工A(打破沉默道)：好像一谈到转学的话题突然就变得沉重起来，我记得刚才妈妈说案发后小白最先向妈妈袒露时就是以“我想转学”开始的，对么?

(小白低头不作声，母亲似乎也陷入了回忆中。)

社工A：那我们慢慢来，如果提起转学不舒服或者不想说可以第一时间告诉我。

母亲(突然打断)：其实没有不舒服，本来也是为了转学这个事儿来找你们帮忙的。我就是想不明白他现在为什么坚持要转学，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就直接转学呢……

社工A：哦，原来妈妈是想知道小白为什么现在改变主意了，从案发后打算转学，到决定报案、回到学校学习再到再次想转学，这个中间发生什么变化，是么?

(母亲点头肯定，并用眼神示意社工让小白答复。)

社工A：小白，你呢?提起转学会让你不舒服么?或者会让你想到什么。

(小白摇摇头并不作答。)

社工A：我看见你在摇头，你摇头是想说并没有不舒服，还是不想说呢?如果你现在不想说，可以选择不说的。没有关系。

小白(抬头回应)：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

社工A：嗯，是的。不管是转学还是不转学，好像都是个比较艰难的决定，不像说几句话那么容易。就像当初你纠结了一天一夜才鼓起勇气告诉妈妈想要转学，而不敢直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转学这个办法的?

小白：就是想着赶紧离开他，离开学校就行。

社工A：眼不见心不烦，是么?

小白：嗯，算是吧。

社工A：那么现在呢?老师已经被立案逮捕了，学校里已经见不到他了，但是还是会心烦，是么?

小白：怎么说呢?其实也没有到心烦那么严重……

母亲(打断道)：怎么不是心烦，你看你把合唱团退了，在家也不练琴了、也不唱歌了，上周提出想要转学了，我和干妈都把利弊跟你分析清楚了，你还是不松口。

小白：我没有不松口，只是你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又反对我……

(母亲似乎没想到小白会突然插话，立刻收住了声音。)

社工A：嗯，小白，这是你今天第一次打断你妈妈说话。来，继续说说你的意见。也许你的意见和妈妈跟你说的利弊分析有许多的不同。

小白(似乎得到了鼓励，停顿了一会儿说道)：其实，我也不是对我妈有什么意见。我只是想告诉她们这次转学跟上次想转学不一样……

随后，社工跟随小白的表述逐渐了解到小白报案后在学校的一些变化，并及时地进行澄清和梳理，包括：①从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第二天起，就陆续有好友以及合唱团团员向案主打听老师被带走的原因，同学对老师被人举报性侵的反应不一，少数同学和学长直接怀疑案主就是“告密者”。而母亲得知后要求案主不能跟学校的任何人说明真相。②慢慢地，案主在学校主动避开合唱教室和案发现场。一方面是合唱团因为老师的缺席受到了影响(小白自述“合唱团的氛围全变了”“觉得挺压抑的”“大家排练都没什么精神”)；另一方面是减少与团员的碰面，以减少私下的讨论和追问(小白自述“大家私底下都在猜测到底是谁把老师给告了”“团员问我时，我也想跟他们说实话，但我妈不让”“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就打哈哈”“倒是没有同学拆穿我，但也有些心虚”)；③随着期末的临近，两周前小白以学习为由退出了合唱团(小白自述“临近期末了，也有同学请假不参加排练的，我也就跟着退团了”)。

社工注意到在小白表述如何应对团员、学长和同学的追问时，母亲几次打断他，强调小白不听劝阻曾将真相透露给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在小白表明除了他并没有人知道真相，而且除了团员以外，同学和老师都没有什么异常后，母亲补充道小白曾经跟她提到过一个学长(大二学生，担任合唱团助教，曾就读于该高中，因声乐特长保送某大学)对案主的“警告”，以及随着案件判决犯罪嫌疑人的家人以及学生迟早会暴露案主身份的担心。小白也表示，除了有意避开合唱教室、排练厅以及和老师相熟的同学以外，放学的时候还是有些担心和害怕，怕会碰到学长或者老师的家人(小白在案发后从几个团员和学长那得知老师的前妻是同校的老师，他弟弟是个瘾君子，靠他养活)。母亲随即表示这也是她担心小白在学校过得不好的原因。当社工追问害怕被别人知道、怕被报复是不是想要转学的主要原因时，小白表示不全是。

最后，社工A和社工Z对案主和母亲的表述进行了概述，并询问是否准确或者需要补充。在肯定了案主以及母亲袒露的勇气、对社工的信任、案发至今案主家庭的努力后，社工提议将服务的目标聚焦于如何化解“转学”冲突上，并得到了案主和母亲的同意。同时，社工提议用单独会谈的方式了解和回应案主以及母亲各自对于“转学”的想法和需求。最终，小白选择与社工Z进行单独会谈，社工A则与母亲进行单独会谈。

经过近2小时的会谈，社工通过观察案主以及母亲的言语表达、母子间互动方式，询问和梳理案件发生及披露后外部环境以及家庭成员的变化、家庭的应对过程、母子当前需求以及潜在冲突，对案主以及母亲的情绪状态、性格特点、亲子关系以及原生家庭特点、家庭社会支持等方面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和判断。同时，随着家庭会谈的推进，案主的主动表达明显增多，抵触和紧张情绪逐渐减少，案主母亲的急躁、焦虑情绪也有所放松，留给案主说话的机会也逐渐增多。这为接下来的单独会谈提供了更大的对话空间。

2.介入阶段/单独访谈

(1)家长会谈。

社工A带着母亲来到了另一间访谈室，离开前母亲还不忘叮嘱案主几句。社工宽慰母亲不用担心，母亲回应道：“别看比我高出一大截，其实还是个孩子。”社工A建议母亲找个舒服的位置坐下，在发现并得知这间访谈室没有摄像机后，母亲似乎轻松了不少，主动说道：“其实你不用跟我聊，主要是跟他(小白)聊就行，帮我做做他的工作。”

•“能说服他不转学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他真的要转，我还是尊重他。”

社工A：您放心，我知道您担心小白，小白有社工Z陪着。我就跟您聊聊。

母亲：我其实没什么好聊的。

社工A：那要不说说您希望我们做做他哪方面的工作吧。

母亲：就是转学这事儿。

社工A：那您希望我们具体做什么呢?是帮您说服他答应不转学，还是让他告诉您真实的想法?

母亲(沉默了几秒)：能说服他不转学当然最好，但是如果他真的要转，我还是尊重他。

社工A：我真替小白高兴，有您这么一位尊重和爱护他的妈妈。我想不管最后小白做什么决定，都能感受到您的这份苦心，也许这也是之前他说对您没什么意见的原因吧。您说呢?

母亲(稍显不好意思地回应)：也许吧，这孩子从小就跟我亲近，有什么事儿也都是和我商量着来。只是没想到在这件事上，他这么坚决。

社工A：嗯，那刚才小白说到的那些在学校绕开合唱教室、避开合唱团员、放学路上的担心，您觉得是他想要转学的原因吗?

母亲：应该是吧。

社工A：这些事儿他之前跟您提到过吗?

母亲：提是提到过，但跟今天说的有些不一样。

社工A：那具体有哪些不一样呢?

随后，社工引导母亲将“不一样”的地方具体化，包括在内容上、表述的方式上以及回应上。母亲反馈早在报案前就担心过案主的身份被曝光的问题，但没想到刚报案两天就有同学知道了。母亲不赞成案主把真相告诉好友的想法和做法(虽然反复跟案主交代过不能说出真相，但案主还是对其中一个同学坦白了实情)并和案主发生过几次争吵，以至于后来母亲问案主学校的情况，案主都寥寥几句带过。直到前一周案主突然跟母亲提起打算转学，并在干妈的劝阻下也不松口。母亲意识到如果把这些情况从头到尾地捋一遍，好像可以理解案主想要转学的原因，以及这次转学跟案发后第一次提出的转学不一样的地方。社工A及时肯定了母亲的想法，并询问了母亲不支持孩子转学的原因。母亲回应一方面是怕转学影响孩子学习(母亲自述“马上进入高二，虽然学习成绩一直还不错，但毕竟刚经历这事儿，又换到新的环境，怕对学习有影响”)；另一方面是出于学校的特殊照顾(案发后学校领导因担心影响学校声誉，曾向案主母亲表示会对案主在学习上加以照顾，并许诺如果条件达标会优先保证案主的高考保送资格)。

•“孩子的事一般都是我拿主意。”

当社工问到母亲是否跟案主提起过上述原因时，母亲表示之前沟通时多以担心影响学习为由，而没有提起学校方面的“照顾”，怕孩子反感。

社工A：转学涉及换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的确有可能会影响到成绩，尤其是小白马上就上高二了。

母亲：是呀，所以我才拿不定主意。

社工A：那您跟小白爸爸商量过这事儿吗?

母亲：没怎么跟他商量，孩子的事一般都是我拿主意。

社工A：看得出来，您真是个能干的妈妈。感觉您是既当妈妈又当爸爸，太不容易了。

母亲(有些不好意思)：也不是。主要是他爸工作忙，孩子一直也是我照顾。再说小白也挺听话的，这孩子从小到大就没怎么让我操过心……

随后，母亲向社工A讲述了小白的成长经历，以及当初因犯罪嫌疑人而放弃其他中学的入学邀请的过程(小白从小喜欢声乐，在小学以及初中的合唱团小有名气。初二的一场比赛中，小白获胜并得到了某重点高中合唱团老师即犯罪嫌疑人的认可和赏识，小白从此坚定了要去该高中的决心)。案主母亲表示若不是当时案主坚持，或者当时自己再坚决一点，案主就不会进入现在这所中学，也就不会遇到后面这些事儿了。

社工宽慰了母亲的自责和后悔后，小心探问母亲既然之前并不看好这所学校，现在转学为何不同意。随着对话的深入，母亲意识到除了担心影响学习以及顾及学校的许诺外，不愿转学的背后多少有些不甘心(母亲自述“出事后，学校领导也没有主动跟我们联系”“现在转学倒感觉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跟学校提出转学申请的时候，学校领导似乎在埋怨我们，觉得因为我们报案让学校损失了一名名师、影响了学校的声誉以及好多孩子的前途”)，当社工询问这份不甘心是否在得到学校的升学许诺后有所平复时，母亲陷入了沉思。

(母亲沉默片刻回应)：也许吧。好歹对孩子的将来有所保障。

社工A：也算是您对孩子的一种补偿，对吗?

母亲(一怔)算是吧。前两天跟学校询问是否可以转学时，学校领导还说要是成绩不好都没法申请其他重点高中，可问题是我们家孩子当时成绩非常优异，是他们主动要我们的，还说会重点培养我们家孩子……现在却像是我们家孩子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似的……

社工A：小白才是受害者，可学校似乎倒打一耙，您觉得特别委屈。您担心学校这种态度不仅会毁了孩子的现在，也许还会毁了孩子的将来。您觉得特别愤怒，不公平，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特别无助。

母亲哽咽着点点头，接过社工递去的纸巾。社工突然发现之前那个看上去能干、强势、中性(短发、短袖长裤)的母亲突然变得柔软、虚弱起来。

•“嗯，他是这样的。心软，重感情，有的时候比女孩还细腻……”

等到母亲情绪平复后，社工开始向母亲介绍和普及关于经历创伤事件后人们的正常身心反应，特别是性创伤事件受害人以及家庭的创伤反应以及创伤修复的过程，肯定了母亲在关键时期为小白提供的情感支持和应对支撑。随后，社工通过对话引导母亲察觉自己近段时间的情绪变化，让母亲意识到也许正是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母亲自述“想问又怕问”“想说服案主不转学，又忍不住担心孩子在学校的风险”“想保护他不再受到伤害，又想着他是个男孩，总得让他摔打”)让母子俩在转学这件事情上难以进行理性的沟通。

母亲：也是，我其实知道他心里还是坚持转学，但他就是不说，表面上答应了，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www.daowen.com)

社工A：那你觉得他“就是不说”是因为什么?

母亲：是怕我生气吧。

社工A：嗯，怕让您生气，让您伤心是吗?

母亲：嗯，他是这样的。心软，重感情，有的时候比女孩还细腻……

社工顺着母亲对案主性格的描述和判断，引导母亲觉察自己对于案主偏女孩子气、缺乏男子汉气概的责备(母亲自述“他这1米8的大小伙子，比老师还高，哪怕是发现事情不对他撒腿跑都来得及啊”“他说等老师坐牢了，还去牢里看他，跟他好好聊聊”)，并结合案主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案主的身心特点以及性侵犯过程中受害者常见的应对特点，让母亲理解案主在案发过程中的身心状态，并肯定案主事后采取的应对措施，让母亲看到在心软、退缩、墨迹的背后，案主的坚定、自信和智慧(坚持报案、努力适应学校的生活、照顾母亲的情绪)，也让母亲意识到责备孩子案发时候的退让也许是母亲缓解自己无能感和内疚感(母亲自述“是不是平时管得太严，让他太听话，才被欺负”“让他遇到这事”)的一种方式。

母亲：是的，他的性格看上去温顺，但其实还是挺有主见的。

社工A：就像您提到的那样，升学时义无反顾的择校、比您还坚持报案、不顾您的反对跟好哥们袒露事情，以及现在用无声的坚持来争取转学一样，是么?

母亲(释然一笑，回应道)：嗯，确实是无声的坚持。

社工A：所以虽然小白的性格是有些“磨唧”，但好像并不影响他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只是他做决断的方式在您看来有些不够痛快、不够直接、不够干脆，是么?

母亲：嗯。

社工A：那您希望小白可以怎样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或者态度呢?

母亲(思索后回答)：更坚定直接一点吧。

社工A：您是说就算跟您意见不同，可能会和您发生争执，您也希望看到他更坚定一些，是么?

母亲：嗯，那样更好吧。

社工A：那我们等小白跟社工聊完，听听看他对转学的真实想法。也许我们可以试着从“转学”开始，给小白营造一个能让他尽量直接表达自己真实意愿的氛围，好吗?

母亲：好的，我也希望他轻松一点，别有太多顾虑，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

社工肯定了母亲对案主的理解和一如既往的支持，并赞赏了母亲在对话过程中开放、敏锐和主动的自我察觉和探索反思(例如教育方式、沟通方式等)，鼓励案主母亲将这份自我察觉和探索反思放在今后和孩子的“对话”中，让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在“磨唧”和“坚定”之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

通过与母亲的会谈，社工引导母亲将“求助”的视角从案主身上(“帮我看看他到底怎么了”)逐渐转移到自己身上(“我拿不定主意”)，帮助母亲觉察和表达自己在得知案主性侵被害后的情绪变化和应激状态(继发性创伤反应)，并通过对应激反应的正常化教育、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常见应对状态的理解，帮助母亲理性看待自己以及案主的应激反应，调整母亲对于自己以及案主应对的过高期待，逐渐接纳和肯定案主以及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给予母亲情感支持，逐步提升和恢复母亲对于生活和未来的可控感，为接下来的家庭会谈和家庭应对埋下了情感沟通和理性对话的种子。

(2)案主会谈。鉴于案主相较于母亲“被动”的求助状态和在家庭会谈中呈现出来的与母亲的潜在冲突(如何看待犯罪嫌疑人、如何应对同学、如何回避舆论压力等)，社工Z从问询案主对于会谈的看法以及期待入手，开启了与案主的会谈。

•“既来之则安之。”

社工Z：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今天要来检察院的?

小白：这周一吧。

社工Z：嗯，你妈妈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小白：就说因为转学这个事得跟检察官商量商量，也听听心理老师的意见。

社工Z：那你想吗?

小白(停顿了一会儿，小声回应道)：听听检察官和你们的意见也没啥坏处。

社工Z：嗯，听上去有些无奈啊。就好像在说，如果可以选，那我不来。但既然没得选，那就既来之则安之，是么?

小白(露出虎牙，释然一笑)：嗯，既来之则安之。

社工Z：那我们就谈谈你现在的状态以及你转学的打算吧……

•“我不后悔（报警）。”

接着，社工引导案主对案发前、案件披露前以及披露后等不同阶段的情绪状态进行了梳理，并邀请案主用10点计分法(社工建议案主将案发前的情绪状态设定为10分，分数越高说明情绪状态越趋于积极平稳，反之则越偏向于负面情绪状态)对案发前、案件披露前以及现在的情绪状态进行评分，案主反馈案件披露前的状态为4分(案主自述“案发后，回家的路上都是蒙的”“洗完澡、洗完衣服后觉得慌张、不知该怎么办”“纠结了很久，还是决定跟妈妈聊聊”“本来想好了转学就行，跟妈妈聊完以后觉得报警才是对的”)，目前的情绪状态为8分(案主自述“挺好的”)。社工结合性创伤事件的常见应激反应以及心理应对过程对案主在案发后的情绪状态进行了正常化教育，向案主详细介绍了常态化应激状态的持续时间(4～6周)、创伤事件发生时以及发生后的人类通常的反应状态(包括生理反应、情绪反应、认知反应、行为反应等)，并肯定了案主在短时间内主动、有效应对危机，恢复心理平衡和日常生活的勇气和努力。同时促进案主反思，怎样能让案主8分的情绪状态回到往常10分的状态。

社工Z：我相信从4分恢复到8分离不开你以及家人的果敢和应对，特别是在案件披露后，你要面临除了案件本身带给你的伤害以外更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一点都不轻松。

小白(似乎有所触动)：嗯，没有我想象得轻松。

社工Z：能具体说说哪些挑战没有你想象得轻松吗?

随后，案主谈到报警后的反响(案主自述“没想到那么快就有人知道老师被抓了”“合唱团没啥意思了”)、好哥们的反应(“只跟第一个也是最好的哥们说了实情，他支持我，但还是挺担心我的”“要好的学长说举报者忘恩负义，不仗义，让我挺难受的”)、合唱团员的议论(“多数人为老师鸣不平，高年级的学长更扬言要替老师出头”)以及类似受害同学的沉默(“我知道好几个同学可能遇到过相似的情况，但他们都不愿承认，听检察官说也不愿配合取证”)都是自己之前没有料想过的。

社工Z：所以虽然人被抓起来了，但他的影响还在；报警帮你从距离上隔离了这个人，却没办法让你回避合唱团员的追问、议论以及不明真相的猜测和指责，对吗?

小白(若有所思地回应)：嗯。

社工Z：那你后悔过吗?

小白(疑惑)：后悔什么?

社工Z：或者我们换个方式，如果时间倒回到案发后，你还会做出报警的选择吗?

小白(肯定地回应)：会。我不后悔(报警)。其实之前我也问过自己。

社工Z：什么时候，当时是什么情况让你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呢?

小白(澄清道)：我觉得不是怀疑，反而是更确定。就是在退出合唱团前一个挺要好的学长说(举报)这事儿不仗义，还试探是不是我举报的时候。

社工Z：你感觉到不被理解和信任，好像举报就是背叛了他们一样。

小白：嗯。

社工Z：那你怎么看待仗义和举报之间的差别。

小白(思考片刻)：仗义是哥们情谊，平常打打闹闹什么的都好说，但是这件事他做错了，做错了就得改正。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吧。

社工Z：说得真好，重情义更要辨是非，是么?

小白(幽默地回应道)：那是。

社工Z：所以当之前朝夕相处、重情重义的哥们变得不那么明辨是非，不怎么讲道理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呢?

小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吧，也没法勉强。

社工Z：听上去有些无奈和失望，毕竟他们不是每个人，而是你的哥们，对吗?

小白(愣了一下)：嗯，是的。

社工Z：所以，你也没有奢望每个人都站在你这边，理解你，但还是对要好的哥们抱有希望。也因为他们的不理解而感到伤心、孤独。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小白：嗯。

社工Z：如果我是你，我还会感到愤怒和委屈，因为我才是受害人，可没法跟朋友们说出实情，也不知道怎么跟那些无端的、甚至是有些恶意的猜测反驳。

小白转过头不作回应，似乎在努力平复情绪。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

(等到小白回过头)社工Z：我看到你刚才有些激动，似乎在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表现出来。

(小白挤出一丝笑容，没有否认。)

社工Z：没有关系，慢慢来，等你好受一点了我们再继续。或者可以深呼吸几次，调整一下坐姿，让自己舒服一点。

(小白下意识地吐出一口长气，抬眼点头示意社工已经调整好了。)

社工Z：嗯，我看到你刚才做了一个标准的深呼吸，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好些了么?

小白：嗯，没事了。

社工Z：那除了深呼吸，你平时是怎么处理这些不好受的情绪的呢?

小白：其实也没什么，习惯了就好了。

社工Z：看来你已经找到消化这种“不太好受”的办法了。

小白：也不算什么办法，就是平常在学校绕道走，避开合唱教室、合唱团员就行。实在是遇到团员八卦，就跟着他们打哈哈、声东击西、斗智斗勇呗。

社工Z：嗯，看来已经很有作战经验了。那有没有避不开也绕不过的情况呢?

小白：有啊。

社工Z：说说看。

小白：其实平常在班上还好，班上的同学基本不知道这事，也对合唱团的事儿没啥兴趣。只是放学的时候有些担心，因为难免会碰到团员、学长他们。

社工Z：担心他们跟你打听老师被告的事儿，对吗?

小白：不全是。

社工Z：那除了担心他们跟你打听老师的事情外，还担心什么?

小白：找我算账吧，我也说不好……

社工Z：嗯，没关系，我们只是对可能会发生的危险进行合理的推测，并不是在指正谁。那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找你算账。

小白(思索后回应)：就是之前警告过我那个学长，不过他很有可能是说说而已。但他也许会把这事告诉其他同学或者老师的家人。

随后，小白向社工表达了他对学长以及老师家属知道真相后会找他算账的担忧(转述当时学长跟他说过的话“你这是断了老师一家的财路，你觉得他弟弟会轻易放过你么”)以及不敢跟妈妈多提、怕她跟着着急的担心(自述“就这样我妈都叮嘱我下学别一个人走，还问我要不要来接我”)。

社工(在梳理和概述的上述内容后，向小白澄清道)：看起来为了回避案发情境、回避合唱团员的追问和议论，你选择了退团；但是放学路上存在的潜在危险以及知道真相后的舆论是没有办法通过不去合唱团、避开合唱团员来控制的，所以，你想到了转学，是吗?

小白(停顿了几秒，幽默地回应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

社工Z(被案主突如其来的幽默逗笑了)：嗯，更何况还是一个如此幽默自信、多才多艺、经历过风雨的爷，是么?

小白(也笑着回应)：没错。

•“警察进入丛林抓捕了猎人，丛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随后，社工和案主来到沙盘区，在简单说明了沙盘游戏的规则后，社工邀请案主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沙盘游戏。半小时后案主完成了“作品”，社工建议案主按照摆放的顺序对“作品”进行讲述(部分)：

“沙盘中间有一棵树，树周围被一条小溪环绕，小溪以外丛林密布，其间有各种动物穿梭，兔子、豹子、鸟、斑马……后来，猎人手持猎枪闯入丛林(社工观察：猎人从沙盘左下角闯入丛林)，很多动物都中枪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无一幸免，鲜血染红了溪水，丛林哀嚎一片……再后来，警察进入丛林(社工观察：警察从沙盘右上角进入丛林)抓捕了猎人，丛林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在案主讲述的基础上，社工结合摆放过程中的观察对部分细节引导案主进行澄清和诠释。

社工Z(好奇询问)：我注意到警察带了手铐，但没带枪。

小白：嗯。

社工Z：所以警察带着手铐抓住了猎人。然后呢，警察对猎人做了什么?

小白：带回警局感化教育吧。

社工Z：就像老师那样被警察逮捕，等待法律的制裁一样，是么?

小白(突然一怔，回应道)：也许是吧。

社工Z：突然想到你妈妈说的，你还打算在他坐牢时去看看他，跟他好好聊聊，是么?

小白(抿嘴一笑)：嗯，我妈还说我脑子有病。

社工Z：嗯，你妈妈好像不能理解你的想法。其实，我也很好奇你是怎么想到去看看他，打算跟他聊些什么呢?

小白(原本自然垂放的两手突然手指张开交错于胸前，停顿片刻回应道)：去跟他说一声吧……

(说着，案主似乎陷入了激烈的思绪跳动中，手指相互揉搓，眼神快速转动。)

社工Z(点头，几秒后给予小白鼓励)：说一声，嗯，然后呢?

小白：我觉得他可能对我有些误会……我跟其他的人不一样，我对他这种……这种事情不感兴趣……我不知道他对别的同学怎么样，但是我不能接受……他不应该这样做……

社工Z(坚定地回应)：是的，他不应该这样对你，不管是出于他是老师的身份，还是他让你把他当哥们的原因，他都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你不愿意，他违背了你的意愿，而你选择用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你的初衷不是想要惩罚他，而是想让他知道他做错了，对吗?

(小白看向社工，在用十指带动双臂绕到脖子后，微笑着用力地朝社工点了点头。)

社工Z(模仿小白幽默的口吻道)：这才符合你“明人不做暗事”的风格，是么?

(小白不好意思地笑了，随后藏于脖子后的双手向身旁张开延伸开来。)

社工：我还注意到你最后把小溪里的红色沙砾用蓝色的细沙给掩盖了，是有什么意义吗?

小白：嗯，蓝色的细沙代表的是纯净水，红色沙砾是鱼和其他动物的血。

社工Z：哦，所以你在蓝色沙子前选择了饮水机。

小白：嗯，我觉得这个能代表清澈的溪水。

在询问完案主是否还需要对“作品”进行调整和更改后，社工Z和案主进入了单独会谈的总结阶段。社工对会谈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概述，重点反馈和肯定了案主自案发以来面对不同的情境和挑战，灵活、主动的应对姿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坚持自我原则、体谅他人感受以及幽默自嘲的心理品质。最后，社工参考动机晤谈法的“行为改变损益表”^[55]方法邀请案主对“转学”的冲突进行梳理，并建议案主在下次会谈前进一步修改和补充损益分析，为缓解母亲对于转学的担忧以及获得母亲的理解和支持做好功课。

在与案主的沟通过程中，社工通过引导案主回顾不同阶段的情绪状态、反思情绪状态与外在环境以及自身应对的关系，帮助案主跳出“受害者”的单一视角，从“应对者”的视角肯定和鼓励案主的努力和应对。同时，社工向案主普及和讲解了性侵被害后常见的应激反应以及应对状态等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案主对于自身应激反应的理解和接纳，并借助对话、沙盘等方式促进案主的情感察觉、言语化和释放，起到了情绪疏导和压力缓解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社工将案主与母亲在转学沟通上的“困境”转移到如何减少母亲对于转学的担心、自己对于不听从母亲意见而产生的愧疚以及获得母亲的理解和支持上，进一步提升案主与母亲主动沟通、真实表达的动机，促进转学一致性意见以及家庭统一化应对方式的形成。

表5-1“转学”冲突分析表^[56]

(3)家庭会谈。社工A和社工Z在会谈室等待着案主以及母亲的到来。案主母亲因和检察官谈论案情的进展需要耽误几分钟，所以让案主先进来告知并等待。比起第一次进行家庭会谈时的生疏与紧张，案主似乎很快进入了状态:不像是求助者，而是一幅胸有成竹、蓄势待发的姿态。在跟社工A、社工Z问过好后，案主把书包放到了会议室靠墙的沙发上，然后回到会议桌旁，在社工Z身边坐下并和社工闲聊起来。5分钟后，案主母亲进入了会谈室，并自然地坐到了案主的一侧。

社工在简要回述之前访谈内容的同时表达了自身的感受，从情感层面引导案主以及母亲聚焦“转学”进行表达和沟通。

•“儿子，你想好了吗，转学?”

社工A：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跟小白以及小白妈妈说一声谢谢。谢谢你们的坦诚和信任，愿意接纳我们，让我们参与到这段特殊而又隐秘的成长经历中，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我们知道小白和您以及家人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包括一起报案、商量怎么对付同学的追问以及舆论、怎么保护放学时小白的安全，我们看到了小白的勇敢以及妈妈的支持、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中小白的委屈、难过和无助和妈妈的伤心、愧疚和焦虑，我们更看到了小白想要努力恢复以不让妈妈担心的苦心以及妈妈想要确保小白不再受到伤害的苦心。也许正是这份为彼此担心的苦心让“转学”变得不好开口，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转学”的事情好好聊一聊，可以吗?

母亲眼角有些湿润，小白似乎察觉到了妈妈的情绪，用左手轻拍了一下母亲，回应道：可以。

母亲：首先，我先表个态吧，我尊重他的想法。我觉得经过之前的会谈，在转学这个事情上我跟他其实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冲突……

小白略显吃惊地看向妈妈，正想要回应什么，社工打断道：您可以直接跟小白说。

母亲(收起视线，转向小白，呼出一口气问道)：儿子，你想好了吗，转学?

小白(迎上母亲的注视，点头回应)：嗯。

社工Z：小白，你可以直接告诉妈妈你的决定。就像你妈妈刚才直接跟你说一样。

小白(下意识清清嗓子，回应道)：妈，我要转学。

说完，母子俩相视而笑。

•“嗯，还是得说一声。”

随后，社工引导案主和母亲对“转学”的步骤以及如何跟学校沟通、如何做好转学准备以及过渡进行了沟通。

在转学申请沟通部分，社工询问了母亲之前跟学校沟通的经历以及对学校态度的预估(包括针对学校可能以成绩、拖延申请时间以及对方学校没有指标等理由阻碍转学)，并与母亲详细讨论了应对方法(最终母亲表示明天先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跟学校提出申请，再根据学校的反馈决定是否当面沟通。尽量在7月1日前得到学校的肯定答复，如果学校拒绝再通过检察院与教委进行沟通和交涉推进转学进程)；

在转学计划以及过渡部分，社工询问了案主对于新学校的期待以及担心。案主表示新学校是他初中毕业的备选学校之一，而且也有部分初中同学在该校就读，所以对于新学校的适应并没有太多担心。相反，案主对于如何跟现在学校的老师、哥们以及同学交代比较犹豫不决。

小白：我得好好想想。

社工A：好好想想指的是什么?

小白：就是怎么跟老师和同学说转学啊……之前还没怎么细想过。

社工A：嗯，你打算怎么跟他们说呢?

小白：没想好。

社工A：但总不能不说对吗?

小白：嗯，还是得说一声。

社工Z：嗯，明人不做暗事，对么?

小白(笑着回答)：对。

社工在赞赏了案主告别的勇气后，跟案主讨论了各种不同的告别方式以及可能的结果(包括不辞而别、放假时正式辞别、跟老师和同学私下辞别等)，并鼓励和建议案主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跟过去说“再见”。同时，社工与案主约定无论案主采取何种方式进行转学告别，社工都以“见证人”的方式参与其中，并和案主保持联系，分享新学校的点点滴滴。

最后，社工再次向案主以及案主母亲表达了感谢和欣赏，并一起回顾了介入前商量好的服务目标，询问案主以及母亲对于会谈和转学冲突介入的反馈。在案主和母亲表示已经“做好转学准备”后，社工表明如有需要可用电话沟通的方式对于转学的过程以及新学校适应的需求提供相应的帮助。

经过家庭会谈，社工将单独会谈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整合，通过强化案发后案主以及家庭对于性侵害事件及后续挑战的积极应对，引导案主以及母亲聚焦案发后家庭成员的相互支持、彼此体谅和恢复生活原样的努力上，从而促进母子沟通的重点从“转学”的争执很快过渡到“转学”的行动以及应对中，关注当下的应对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恢复和提升案主以及家庭对于外界变化和生活的控制感，促进案主以及家庭的正向行为改变。

3.结束阶段

(1)三方会谈。在促成案主以及案主母亲达成转学决定以及转学步骤后，社工陪同母亲就转学申请以及可能出现的困难向检察官进行了说明，并得到了检察院的全力支持。经过三方讨论最后决定，一方面，由案主母亲向学校提出正式转学申请；另一方面，社工尽快梳理并完成案主心理状态以及转学原因分析的相关报告，由检察院结合案情的实际情况，向教委提出相关的转学申请建议。

(2)电话跟进。6月28日晚上，社工与案主母亲进行电话探访跟进转学申请学校沟通的情况，在得知学校对于转学申请的被动态度后，社工及时肯定了案主母亲的沟通努力，并给予案主母亲情感支持；6月29日，针对学校提出对案主转学原因的质疑，社工与检察官进行了沟通，协助检察官积极与教委、团委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并于7月1日完成了由检察院联合社工机构提供的案主心理状态以及转学原因分析报告。7月2日，检察院正式向教委提出了案主转学的相关申请以及说明。同时，案主母亲在好友(案主干妈)的陪同下跟学校进行正式转学申请会谈。7月6日，社工通过电话得知，校方已经批准了案主转学的申请。

同时，社工从母亲处了解到案主的改变。从6月28日起，案主开始重新拿起吉他，每天练习《遥远的你》，并打算在放假当天，以弹唱的形式把这首歌送给即将告别的学校和未来的自己……

(六)服务成效

经过近两周(6月24日～7月6日)密集的会谈和跟进，社工采用危机介入模式，运用叙事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以及萨提亚家庭治疗等多种技巧，为案主以及案主母亲提供了情绪疏导、应激反应正常化心理教育、应对策略分析以及应对动机提升等服务，并基本达成了服务目标。

续表

(七)个案反思

在性侵受害未成年介入这个前提下，我们与本案这对母子相遇。在服务的过程中，社工听到了来自不同主体的声音:

“你们帮我看看，他到底怎么了”——案主母亲是带着问题而来的，是有声的求助者。只不过母亲认为有“问题”或者有需求的是儿子，她是在替儿子求助。

“既来之则安之”“习惯了就好了”——案主是被母亲“问题化”的，同时也是藏着问题来的，是无声的求助者。案主的无声有可能源于性侵所涉及的难以启齿的复杂体验，有可能源自青春期自我认同受挫后的抑郁以及对自我选择的犹疑，也有可能是对“明辨是非”“明人不做暗事”“自有留爷处”等做人信念秉持下的不妥协。

“报警是我妈陪着我去的”——这是家庭曾经发出的声音，是家庭对于“性侵事件”的有力回击；“你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又反对我”——这是家庭求助的声音，也是因“转学”而让家庭兵分三路的声音:来自有声的反对派(案主母亲以及干妈)，无声的坚持派(案主)，以及静音的弃权派(父亲)。

当我们沉下心来倾听这些话语时会发现:母亲有声的求助背后是孩子遭受性侵以及案件披露后面对种种变故时内心难以释怀的自责、缺少支持的孤独以及独当一面的无助；案主无声的坚持背后是自己勇敢“发声”后的孤独、案件披露后面对种种变故的无奈以及在坚持做自己和听妈妈的话之间的动摇；曾经站在一条线上的家庭似乎随着家庭成员的各异心事而陷入“转学”的死胡同里，难以步调一致地往前行。而能让家庭快速绕出死胡同的方法，无非是带着家庭成员跳到死胡同的上方，看一看彼此眼前的“路障”，听一听彼此内心的“声音”，捋一捋彼此携手走过的路，让家庭重新找回方向，调整状态再出发。

这也正是社工努力介入的方向和步伐——给予足够的情感支持和应对支持让家庭成员暂时“跳起来”，并帮助和引导他们去看到、听到以及照亮自己和彼此的心路历程……于是，我们听到了“儿子，想好了吗?转学”以及“妈，我要转学”的对话。

尽管我们清晰地知道此时此刻“转学”就像当初的“报警”一样，也许只能让案主和家庭暂时回到被性侵案件打破的平衡中，性侵给案主和家庭带来的伤害还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家庭的旅途中，掀起波澜。但在我们与案主家庭短暂的相遇前行中，我们看到了案主和母亲应对“性侵受害”的勇气和智慧，也看到了家庭成员彼此关照的能力和资源。我们被案主和家庭面对挑战和挫折的韧性所感染，更被述说和重构创伤经历的力量所鼓舞。我们坚信这份韧性和力量会继续陪伴案主以及家庭不断前行，前路道远且阻，案主或有停顿，但不会停滞不前。就像他透过歌声告诉世人或者遥远的自己那样，“七月的风，八月的雨，卑微的我喜欢遥远的你，你还未来怎敢老去，未来的我和你奉陪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