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调解的转型，不仅需要市场化的调解组织，而且需要职业化的调解人员。调解人员的职业化要求规范准入制度，包括规范准入条件和准入程序两个方面。

从准入条件来看，熟练掌握法学知识应当成为取得调解员资格的必要条件。尽管调解讲求法、理、情并举，但依法调解始终居于首要地位。尤其是在我国法治进程不断提速的背景下，脱离法律制度和司法判例的调解活动，很难取得实质突破、达成调解协议。由此可见，调解活动对法学专业具有明确的人才需求。然而，我国大量的法学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了非法律工作，没能为调解活动进行人才供给，造成了法学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法学人才供需的矛盾。因此，笔者认为，与其花费成本培养调解人员，不如充分吸收现有法学人才，将调解作为法学专业就业的重要方向，与律师、法官、检察官一样，要求调解人员必须具有法学相关学位。

从准入程序来看，通过法律资格考试应当作为取得调解员资格的必经程序。由律师资格考试到国家司法考试，再到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我国法律职业的全国性考试制度已然实行经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运行经验，而且建立了完善的考评机制。既然当代调解活动主要依赖于法学知识，那么调解员准入就应依托现有法律考试，既能确保调解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又能避免重建制度所带来的成本支出。笔者认为，只要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从事法律职业满一定年限的人员，都可以申请成为调解员。当然，这一制度不应具有溯及力，已经进入调解员名录的调解员无需再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注释】

[1]参见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等译，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

[2]参见林毅夫、龚强：“发展战略与经济制度选择”，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3期。

[3]国家战略对制度选择具有决定作用。参见肖国兴：“《能源法》制度设计的困惑与出路”，载《法学》2012年第8期；林毅夫、龚强：“发展战略与经济制度选择”，载《管理世界》2010年第3期。

[4]参见吴敬琏：“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载《河北学刊》2004年第4期。

[5]参见陈水生：“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逻辑与动力机制研究”，载《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6]参见刘瑞明、石磊：“上游垄断、非对称竞争与社会福利——兼论大中型国有企业利润的性质”，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12期。

[7]参见计洪波：“环境行政调解的法律依据、制度框架和法律效力”，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8]参见《矿产资源法》第49条。(www.daowen.com)

[9]判例显示，法院认为涉及矿区范围的争议，属于行政机关处理的范围，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参见2014年“周传乙与秦永元采矿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10]2009年四川省政府《关于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规定，“经行政机关调解的争议纠纷，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调解书。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自觉履行行政调解协议，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2011年江苏省政府《关于加强行政调解工作的意见》规定“行政调解协议经各方当事人认可并签字或盖章后，即对调解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

[11]参见赵银翠：“论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视角”，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12]参见[美]史蒂文·瓦戈：《法律与社会》，梁坤、邢朝国、郭星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13]参见[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萧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18页。

[14]参见郑世保：“在线解决纠纷机制的类型化研究”，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5]参见[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3页。

[16]参见《人民调解法》第33条。

[17]参见《民事诉讼法》第194条。

[1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53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