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思指出，制度矩阵的内部依存网络具有报酬递增特征，初始制度的得利者力求建立互补性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1]我国国企垄断、行政垄断的矿业产权结构，要求建立政府主导的非诉解纷方式，政府主持下的行政调解构成行政垄断的互补性制度安排。

一方面，行政垄断的产权结构，提高了行政调解的成功概率。首先，国有企业与行政机关存在矿权控制关系。这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经济垄断，而是借助行政权力建构的行政垄断。行政机关主导矿业权分配环节，帮助国有企业控制资源矿业权，排斥民营资本参与矿业权竞争，成为国有企业构建矿业控制的制度基础。在权力激励替代产权激励的资源产业中，国有企业为维持其对矿业权的控制地位，必然尽力遵从资源管理机关的调解建议。其次，国有企业与行政机关存在资本控制关系。无论是国有独资还是国家控股，国有企业均由中央或地方国资委投资。较强的资本纽带、密切的关联关系，使得矿业国企之间的纠纷更易通过实际控制人的行政调解来化解。最后，国有企业与行政机关存在历史渊源关系。我国矿业国有企业多由矿业管理机关改制而来，在管理模式等方面与行政机关保持着高度一致，“旋转门”现象的大量存在又强化了双方的人员联系，使得国有企业更易接受行政机关的调解建议。

另一方面，政府资源管理的管制制度，降低了行政调解的交易成本。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矿业实行全过程管制，不仅限于对矿业生产的监督检查，而且包括对矿产资源的权利分配。政府主管部门在分配资源、管理产业的同时，对矿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间的纠纷进行调解，可以避免新建机构、配备人员所导致的组织成本；政府通过控制资源分配来管理资源产业，企业通过迎合权力激励来保持优势地位，这一过程使得政府的行政立法得以贯彻、资源管理模式实现强化、矿业国企行动保持一致，减少了反复调解、程序冗长带来的运行成本。(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行政垄断、政府管理的矿业制度，通过排斥市场竞争、弥合利益冲突，消除了矛盾纠纷的产生根源，降低了行政调解的交易成本，使行政调解得以展现“定分止争”的制度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