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该允许矿业权的自由转让。虽然1996年《矿产资源法》规定了矿业权转让的法定情形，但却禁止将矿业权“倒卖牟利”，^[37]其基本逻辑是否定矿业权的财产属性，将矿业权等同于探矿、采矿许可，所以矿业权转让等于倒卖许可证，法律禁止以此倒卖行为牟利。^[38]事实上，矿业权转让是其产权属性的基本表征，牟利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国外许多勘探者正是以转让采矿权为动力，并利用转让的预期收益融资，在降低勘探风险的同时，加大矿产资源的勘探力度。^[39]更重要的是，转让是矿业权市场化配置的重要环节，只有打破转让桎梏，还原矿业权的财产权属性，增强其流动性，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上游出让环节的竞争，实现资源产权公平分配，并通过自由转让，使得矿业权最终流转至最具生产性用途的市场主体手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应该修改《矿产资源法》中关于禁止矿业权“牟利性”转让的规定，鼓励自由流转以建立健全矿业权市场。

其次，应该在《矿产资源法》中规定矿业权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侵夺，并明确政府可以收回矿业权的法定情形和程序。当然，自由流转并非否定政府监管，但这种监管应当聚焦于流转主体特别是受让主体的资质管理、流转过程的价格监督而非合同效力的行政审批。《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将行政审批作为矿业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不仅带来了法律解释的牵强附会、法律适用的迂回曲折，而且导致行政权力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过度干预，提高了转让的交易成本，并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40]因此，应当坚持《物权法》所采取的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的物权区分原则，规定矿业权转让合同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后即可成立并生效，行政机关的审批和登记程序作为矿业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非矿业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

【注释】

[1]参见肖国兴：“能源发展转型与《能源法》的制度抉择——纪念《法学》复刊30周年·名家论坛（八）”，载《法学》2011年第12期。

[2]参见李浩然：“论矿业权的法律秩序”，载《理论学刊》2013年第5期。

[3]参见李永军：《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4]参见李显冬、石文墨：“矿业权的私权法律属性”，载《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5]参见李显冬、石文墨：“矿业权的私权法律属性”，载《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6]参见李显冬、石文墨：“矿业权的私权法律属性”，载《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7]参见李显冬、石文墨：“矿业权的私权法律属性”，载《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8]参见李显冬、石文墨：“矿业权的私权法律属性”，载《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9]参见梁冬梅等：“《物权法》视野下《矿产资源法》的局限性——兼论其法典化立法模式确立的可行性”，载《黄金》2011年第4期。

[10]参见刘永存：“矿业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11]参见刘永存：“矿业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12]参见刘永存：“矿业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13]参见刘永存：“矿业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14]参见刘永存：“矿业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15]参见欧阳杉、甘开鹏：“对完善我国矿业权转让法律制度的思考”，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6]参见程雪阳：“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

[17]参见肖国兴：“论国家煤炭资源所有权的实现”，载《煤炭经济研究》1993年第2期。

[18]参见刘永存：“矿业权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19]参见袁华江：“论已出租之采矿权抵押的可行性”，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1年第1期。(www.daowen.com)

[20]参见欧阳杉、甘开鹏：“对完善我国矿业权转让法律制度的思考”，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21]参见焦彦斌、张彬、吕新彪：“浅谈矿业权评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煤炭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22]参见王玲玲、邹晓明、马杰：“我国矿业权市场要素研究”，载《中国矿业》2011年第11期。

[23]《矿产资源法》第4条规定：“国有矿山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国家保障国有矿业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24]《矿产资源法》第35条规定，“鼓励集体矿山企业开采国家指定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黏土以及为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

[25]参见[美]约翰·托马西：《市场是公平的》，孙逸凡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301页。

[26]参见高健、秦龙：“论我国弱势群体的机会公平保障问题”，载《中州学刊》2014年第2期。

[27]参见高健、秦龙：“论我国弱势群体的机会公平保障问题”，载《中州学刊》2014年第2期。

[28]参见刘俊祥：“政治公平化：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创新追求”，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9]参见王玲玲、邹晓明、马杰：“我国矿业权市场要素研究”，载《中国矿业》2011年第11期。

[30]参见王玲玲、邹晓明、马杰：“我国矿业权市场要素研究”，载《中国矿业》2011年第11期。

[31]参见[美]约翰·托马西：《市场是公平的》，孙逸凡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289页。

[32]参见[美]詹姆斯·布坎南：《经济自由与联邦主义：新世纪的展望》，载刘军宁主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页。

[33]参见龚天平：“论经济自由”，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34]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王亚南、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3页。

[35]参见邸雅婧、秦强：“‘月球大使馆’案件与宪法中的经济自由”，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1期。

[36]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3页。

[37]参见《矿产资源法》第6条。

[38]参见张璐：“《矿产资源法》修改中的‘权证分开’问题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39]参见王雪峰：“对《矿产资源法》的修改谈几点浅见”，载《国土资源导刊》2006年第3期。

[40]参见蔡立东、李晓倩：“行政审批与矿业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载《政法论丛》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