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两位母亲教子有方，都有其可圈可点之处。不过，在“爱好劳动”与“为人教训”的主线之下，两位母亲的教子方式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也造就了两位名人不同的传奇人生。

写作《回忆我的母亲》时，朱德身为八路军总司令，回忆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还救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对于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也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遭遇只化作她“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都在幼年时期的朱德心中种下了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种子，直到后来“科学民主”的思想长成参天大树，他参加了革命，母亲也给了朱德莫大的慰勉与支持，即使是儿子为了革命再没回过家一次。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大字不识的劳动妇女具备了自觉的阶级认知和民族危机意识，为大爱舍小爱！后来在其追悼会上，中共中央党校的挽联——“唯有劳动人民的母性，能育劳动人民的领袖”可以说是对朱母钟太夫人身为母亲最贴切的评价。

胡适成年后给人谨肃而老成、理性而节制的印象，多少和童年时期母亲的教育有内在关系。童稚烂漫的儿时，母亲却有“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不准我乱跑乱跳”等等的行为限制，其压制了孩子童真活泼的天性，胡适自然也就“没有嬉戏的习惯与能力”，也断了发展兴趣爱好的可能。童少的胡适，顶多是随庶祖母去地里“监割”，一边沉浸在他所热爱的书里。这与朱德自小便在广阔的劳动天地中摸爬滚打的生活实践是不同的。当然，心无旁骛的与书相伴也让胡适日后成为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有紧密联系，而且母亲待人接物的好脾性也温润浸染了胡适，这也是文末他“感激慈母”的原因。(www.daowen.com)

可以说，两文同为怀念母亲的挚情之作，让我们在感动于人类最神圣的情感——母爱的永恒人性魅力之时，不禁想起林肯的一句名言——“我之所有，我之所能，都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母亲，身教也好、言训也罢，终究会在自己的个性、言行中濡染、塑造自己的儿女，只是“她们的心始终一样，都有一颗极为纯真的赤子之心”。所以纵使天地之大，可任朱德、胡适这样的“游子”去闯练，但心灵与命运之树却早已在幼时就植根于故乡那望穿秋水却又不求回报的牵挂中。

（插图：汕头市嘉顿学校 林榕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