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个要求体现在刑法上，重要的是罪刑法定，适用法律人人平等。

罪刑法定是刑法的重要基本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针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而提出来的。罪刑法定原则，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什么行为是犯罪行为，处以什么刑罚，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最根本的。二是，不溯及既往，这是根据前面的要求，引申出来的。三是，要求对罪状和量刑的规定，具体、明确。

1979年刑法基本上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制定的，当时就规定了，犯罪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要“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就是说，什么是犯罪和处以什么刑罚，要由法律明文规定，依法判处。但是，当时由于对有些罪规定得比较原则，对有些罪因不成熟没能规定，同时考虑到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还会出现一些新的重大的犯罪，所以在以法定为原则的前提下，保留了程序非常严格的类推。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在程序上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次修订，对类推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取消类推是符合法制发展要求的，问题是条件是否具备。经过研究，大家认为取消类推的条件已经具备，因为：一，这些年来，制定了一系列惩治犯罪的补充规定，特别是惩治经济方面的犯罪，虽然不能说全包括了，但基本上有了。二，刑法实施十多年来，实际适用类推很少，并且主要是像破坏婚姻家庭这类犯罪，取消类推影响不大。今后，会不会出现一些分则没有规定的新的犯罪？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出现一些新的犯罪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刑法能对重大的犯罪基本上作出规定，就不致影响大局。所以，这次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取消了类推。这样，在罪刑法定原则方面，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关于不溯及既往，对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一样的，有个发展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人民没有掌握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镇压反革命，肃清残余反动势力，不能采取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否则就不能镇压反革命，保卫人民政权了。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也是如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后，将法国皇帝送上断头台，当时是根据什么法律？同时，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由于不可能马上制定完备的法律，因此，有法律的依法律，没有法律的依政策。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特别是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情况不同了。刑法第二十二稿就已经采取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犯罪行为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从旧的原则。(www.daowen.com)

1979年制定刑法时，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行为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要不要追究？或者刑法规定的处刑比行为时法律规定的处刑要轻，是否要按重的判处？既然现在不认为是犯罪了，或者处刑轻了，还要按当时法律追究或者处重的刑罚，是不合适的。因此规定，如果行为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而刑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刑法。这就是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罪刑法定就要求，对各种犯罪的罪状和量刑，要规定得具体明确。法律与政策不同，应当具体明确，这样才有利于遵守和执行。1979年制定刑法时，也是想尽量规定得具体明确，正如前面说的，对有些犯罪由于经验不够或者相关法律还没有制定，具体不了，只能比较概括、原则。这次修订刑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对有关犯罪的罪状和量刑，加以补充、完善，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1979年刑法分则是一百零三条，修订后增加到三百五十条。

这次把类推取消了，今后如发生新的犯罪怎么办？这就给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提出了任务，能够适用司法解释的，要及时进行司法解释，需要补充规定的，要及时通过立法解决。

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基本原则，在宪法中作了明确规定。当然，这也是刑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彭真同志1979年在《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其中有刑法、刑诉法）中，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指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全体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口号，是反对任何搞特权的思想武器”“对于违法犯罪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不能加以纵容和包庇，都应当依法制裁”。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原则，现在强调这个原则，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因此，这次修订刑法时，在总则中专门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