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改根据什么原则和精神，这是首先要明确的。我先讲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请同志们考虑。

第一，坚持1979年刑法的原则，随着情况的发展，结合新的情况，向前推进。

首先，要坚持1979年刑法的原则。1979年制定刑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怎么样？刑法的基本原则，虽然没有集中在总则中规定，但在各章中都有体现。刑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主要有：一，罪刑法定原则。第十条规定，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第九条规定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二，主、客观条件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主观上必须具有故意或过失，第十三条规定，“行为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不认为是犯罪”。客观上必须有危害社会的行为，第十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三，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总则第一条）。四，罪刑相当和罪责自负原则。第五十七条规定，决定刑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刑法有关规定判处。五，惩罚与教育相结合，把罪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六，死刑不废除，但适用时要十分慎重等。这些原则对不对，司法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次修改，要坚持这些原则。

坚持这些原则，不是不改了，而是要随着情况的发展，结合新的情况，加以发展，以便更好地体现这些原则。例如，我们是罪刑法定原则，但1979年制定刑法时，由于对有些犯罪经验还不成熟，因而没有规定，所以还保留了严格的类推制度。这次修改，能否取消类推。刑诉法的修改也是这样，1979年刑诉法规定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是正确的，这次修改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向前推进，对刑诉制度作了一系列改革，以便在新情况下更好地体现这些原则。例如，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特别是辩护权问题，是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次修改，把请辩护人的时间提前到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又如，这次规定，未经法院判决有罪，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将“人犯”改称“犯罪嫌疑人”。本来，1979年的刑诉法也是这个精神，只有法院判决有罪的才称为“罪犯”，在此之前都称为“人犯”，就是这个原则。这次修改后更明确了，同时扩大不予起诉的范围，不再使用免诉，就能更好地体现这个原则。

我们修改刑法，要坚持1979年刑法确定的原则，结合发展，向前推进。

第二，修改成能够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与犯罪斗争需要的刑法。

为什么要修改？前面说了，因为情况有了发展变化。什么变化？最根本的是党的十四大确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改革深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犯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原来有些规定不完全适应了，如“投机倒把”罪。要实行市场经济，一些企业就是投机，搞股票没有投机？罪与非罪界限如何划。在1979年后，法工委就起草几个规定，一个是贪污贿赂犯罪的补充规定，一个是投机倒把犯罪的规定，还有其他的。当时就觉得，投机倒把犯罪有些界限不太清，所以后来就放下了。实行市场经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方面的犯罪，有些经济方面的犯罪情况更严重了，要具体规定，但是否叫“投机倒把”，值得研究。不仅经济方面犯罪，还涉及上层领域，如渎职犯罪，政企分开，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怎么定；还有精神文明方面，也出现新的犯罪等。修改后，要能适应建立市场经济后与犯罪斗争的需要。这是我们修改的一个重要任务。

法律是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为经济基础服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法制建设也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制定了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等，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随着改革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新时期中的一个新阶段，是过去的继续，又是发展。法制建设，刑法也是如此，中央提出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过去法制建设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向前推进。刑法修改，就是在原来刑法的基础上，总结经验，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与犯罪斗争的需要进行修改补充，最主要的是对分则进行修改补充。

这次修改，要使刑法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犯罪斗争的需要，为完成这个任务，在修改时要注意，一是要全面考虑，二是要从长远考虑。十七年来，刑法修改最多，有二十多个补充规定，还有许多单行法中有依照、比照的规定。这次修改与那时不同，那时是，就某个方面的犯罪作修改补充，这次要全面考虑，修改后不能说完全完备，但要比较完备，要有些预见性。现在已发生的新的犯罪，要补充规定，还可能出现什么犯罪，也要研究，尽可能做些规定，哪怕原则些。民诉法修改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民诉法的修改，主要是补充有关经济案件方面的程序，增加规定了督促程序、破产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等。开始时，对是否规定这些程序，存在不同意见，提请常委会审议的草稿没有规定。后来研究，从发展看有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草案对这些程序作了规定，有的虽然比较原则。现在看来，这些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例如制定票据法后，公示催告程序就十分必要了。这次刑法修改后，起码要适应一段相当的时期。因此，我们在考虑修改时，不要就事论事，不要只看当前，要全面考虑，要看得远一点。

第三，从实际出发，做到三个有利。(www.daowen.com)

修改刑法，对犯罪的形势不能不考虑。对当前形势如何估计？如何解决？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当前社会治安和经济犯罪都十分严峻，主张要严，处刑要重；有的认为，根据现在世界刑法的潮流，应当强调轻刑化、非罪化。

对当前形势怎么估计？应当承认，犯罪是相当严峻的，包括社会治安和经济方面犯罪。1979年时估计，“文化大革命”后经过一段，社会治安可能会平稳。但随着改革深化，在转变过程中，社会矛盾增加，犯罪严重，这种情况还要相当一段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讲轻刑化、非罪化，不太现实。形势是严峻的，如何解决？是否只是靠判刑、靠重刑？不是，要综合治理，犯罪情况所以严峻，有社会各方面的原因。要从重，是否只有判死刑才算重？判死刑就能解决问题？也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坚持刑法的原则，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罪罚相当；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不是只讲惩办，要教育改造，特别是对未成年人。所以，我认为应当考虑要三个有利，一是要有利于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二是要区别对待，有利于分化瓦解；三是要有利于将罪犯改造成为新人。这三个有利于是相辅相成的，不惩办犯罪，不能维护秩序，保护国家、企业、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教育改造罪犯，不利于分化瓦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才有利于分化瓦解，促使悔过自新，检举立功，这对破案和与犯罪斗争，有重要意义。最终目的，是要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的公民，如果改造不好，刑满出来后又继续犯罪，不利于维护秩序。

第四，敞开思想，全面考虑，实事求是。

1979年的刑法是我国与犯罪斗争长期经验的总结，是长期形成的。有些问题要解决，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如果知难而退，不提出来，问题就解决不了。当然，重大问题，要由中央来决策，但我们研究时，要把问题提出来，正反利弊如何，全面考虑，实事求是地提出解决方案。如果觉得难就不提了，那么中央不知道，就无法解决。

刑诉法的修改就是如此。例如，收审问题，1979年制定刑法后，就想逐步解决，把收审纳入劳教。现在，社会治安相当严峻，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解决？如何解决？一方面，要适应与犯罪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又要强调法制。这次修改，将收审中与犯罪斗争有需要的纳入刑诉，不再使用收审。我们开始也没底，到福建专门调查研究，为什么现在可以解决，因为法制发展，给了一系列手段，可以解决。修改后，收审的四种对象，可以先拘留，有证据证明犯罪符合逮捕条件的，可以提请逮捕。拘留期限延长一个月，后又增加规定，可判十年以上徒刑的侦查羁押期限可再延长两个月，把收审的三个月期限都给了。这样，既能适应与犯罪斗争的需要，又符合法制，把老大难问题解决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都同意。我谈这个例子是想说，在考虑修改时感到有问题，不管多难，都要提出来研究，当然，最后要从实际出发，请中央决策。

刑法修改，也有类似的一些重大问题要研究，要敞开思想，全面考虑，实事求是。

以上几点是否合适，请同志们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