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刑法第一条规定，刑法是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的。对各种犯罪分子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可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促使犯罪分子改造。根据这个政策，有关条文作了一系列规定，例如：对不同性质、不同情节、不同后果的犯罪，规定不同的量刑；对主犯从重，对从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对教唆不满十八岁人犯罪的从重，被胁迫、被欺骗参加犯罪的，比照从犯减轻或免除；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或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免除或减轻处罚；对累犯和惯犯从严。同时，根据犯罪后不同的态度和表现，也作了一系列不同的规定：犯罪后自首的，可以从轻，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免除；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假释；被判处死缓的，如果确有悔改，可减为无期徒刑，如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可减为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执行死刑。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问题在制定刑法时研究过。这个政策在“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滥用了，他们把这个口号当成逼供、诱供、整人的手段。我们定罪量刑，要不要考虑悔罪的态度，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最根本的是要根据犯罪的事实，即性质、情节和后果，在这基础上考虑悔改的情况。不能说，犯了严重的罪，因为说了，就可以说没罪；犯了轻罪，也不能因为没说就按重罪判刑。什么叫坦白，什么叫抗拒，也要以事实为标准。有犯罪事实，不交代，这是态度不好；胡交代、乱交代也是态度不好。刑法中关于中止、自首、立功、悔改表现等规定，体现了坦白从宽的精神，这样规定，从法律上讲，比写“坦白从宽”更准确、具体。关于“抗拒从严”，在工作中掌握起来往往会发生问题，有的把申辩、上诉说成是“抗拒”，辩护、上诉是被告的合法权利，不要把上诉、辩护说成是抗拒。

2.关于“依法从重从快”惩处问题。1979年底，在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的形势下，提出了对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惩处。有几个问题我说一下。

第一，这个政策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来的？1979年底社会治安乱象十分严重，一些犯罪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强奸、抢劫等，上海发生控江路事件，广州发生滨江路事件，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危害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刑事犯罪活动嚣张的城市，群众恐慌不安，生产、工作和生活受到严重干扰，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形势决定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提出依法从重从快的政策。

第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的对象是有范围的，即对那些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爆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犯罪分子，并不是指对所有的犯罪分子都要从重从快。(www.daowen.com)

第三，从重从快是以法律为依据的。有人说，提出依法从重从快，是以政策代替法律，是不重视法制的表现。这样说法是不对的。什么叫“依法从重从快”？就是要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在刑诉法规定的期限内从快。这是法律上的常识。对犯罪分子如何量刑，刑法是有规定的，“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同一种犯罪，在不同的情况下，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是不同的。例如，在治安情况较好和治安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危害的后果是不同的。因此，在社会治安乱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从重惩处，正是更好地贯彻、执行刑法的规定。

第四，是不是以后永远都要从重？不是。前面讲了，形势决定政策。如果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了，那么就不需要这样提了。

3.关于情节和量刑幅度问题。有人认为，刑法规定的太笼统了，如什么数额大、数额巨大，怎么算数额大，怎么算巨大，希望在刑法中具体规定。希望规定具体数额，司法人员好执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刑法不能规定得那么具体，因为全国各地情况很不相同，沿海地区与内地不相同，城乡也不相同。同时，情况也在不断变化。如果在刑法中作出具体的规定，不能适应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情况，因而也是行不通的。怎么办？需要由司法机关根据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有人说，量刑幅度为什么这么大？这是因为；第一，实际情况十分复杂，没有一定量刑幅度，就不能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第二，由于形势不同，对社会危害不同，也需要有一定的量刑幅度。所以，作为审判员、检察员，可以在法律规定的相当的幅度内决定量刑，权是很大的，责任是重大的。要当好审判员、检察员是不容易的。要判得对，判得好，不仅要熟悉法律，而且要有相当的政策、业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