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什么是犯罪？犯罪和刑罚是刑法的两个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中，犯罪又是刑法中的核心问题。因为，什么行为算犯罪，什么行为不算犯罪，是最重要的。确定是否犯罪，是判不判刑的前提，确定犯罪的性质、情节、后果，又是量刑的根据。冤案、假案，就是把没有罪的说成有罪，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什么是犯罪？一切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社会秩序，侵犯全民所有的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这个定义，一下子把犯罪的阶级实质点出来了，“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资产阶级是不讲犯罪的阶级实质的。马列主义认为，犯罪是有阶级性的，任何国家都是把危害统治阶级统治的行为列为重要的犯罪，不同性质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标准。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革命是犯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掌握了政权，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则是反革命罪。说犯罪有阶级性，最主要是指政治性的犯罪，在整个刑事案件中，从数量上讲，只占少数，但从地位上来说，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些严重的刑事犯罪也是有阶级性的，如投机倒把等严重经济犯罪。至于其他一般犯罪，各国有共同性。

刑法有阶级性，那么对外国的刑法理论是否什么都没有可以借鉴、吸收的呢？不是。有些是可以借鉴、吸收的。犯罪有各种各样，杀人、放火、强奸、贪污、责任事故、渎职等，很不相同，但有共同性，加以科学的抽象，犯罪构成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主体，所有犯罪都有主体，例如必须达到一定年龄才负刑事责任，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等；二是主观要件，必须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才负刑事责任；三是客体，也就是被侵害的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四是客观要件，必须有具有危害性的行为。从几个人共同犯罪角度来分析，根据每个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不同，可以分为主犯、从犯、协从犯；组织者、执行者，等等。从犯罪的过程和程度来分析，又可分为预备、未遂、中止、既遂等。这些区分，对于确定构不构成犯罪，确定犯罪轻重，正确适用法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一个事故，由于犯罪的主观要件不同，性质就不同，可以是反革命破坏罪（如果是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可以是破坏事故（如果由于对某些事情不满而故意制造的），也可以是责任事故（有过失）。如果既不是故意，也没有过失，而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那就不构成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又如，同样是偷电线，由于危害的客体不同，定罪也就不一样，如果是从仓库中偷的，是偷窃罪，如果是把电线杆上的电话线割下来偷走，则是破坏通讯罪了。上面所说的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等，是有些共同性的，我们可以学习、继承、借鉴。在起草刑法时，我们学习、借鉴了各国这方面的经验。

2.刑法打击锋芒是什么？刑法的打击锋芒是针对反革命和其他犯罪行为的。刑法对现行的重大的反革命罪，规定了较重的刑罚。在起草过程中，彭真同志向我们提出，其他犯罪，情节恶劣、危害社会后果严重、群众痛恨的，也要规定比较重的刑罚。刑法对杀人、抢劫、放火、决水、爆炸、投毒等犯罪的最高刑，都规定了死刑。

联系刑法打击锋芒，有一个要分清党纪、政纪、法纪的问题。在起草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破坏计划综合平衡也是犯罪，对计划的制定者、批准者要判刑。计划是谁制定的，是谁批准的？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当时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计划中问题不少，如果要判刑怎么成？有的同志提出，连续三年未完成计划的要判刑。一些厂长看后说，如果这样规定，那么我们是一脚在工厂，一脚在法院了。针对这种情况，彭真同志提出，刑法是解决刑事犯罪问题，决不能把应该属于党纪、政纪和民法处理的问题列入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不能企图用刑法解决一切问题。如果把应由党纪、政纪处理的问题，也列入刑法，要追究刑事责任，那样势必会使打击面过宽，并且有把打击锋芒引向人民内部的危险。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在起草法律草案规定刑事处分时，在处理案件时，都要严格把党纪、政纪、法纪分清。

3.关于反革命罪。我们与反革命斗争是有丰富经验的。但是，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滥用反革命罪陷害好人，制造了大量冤案、假案、错案，有沉痛的教训。刑法打击锋芒是针对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又必须特别防止扩大化。因此，刑法对反革命罪作了严格的明确的规定，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第一，没有用“破坏”“反对”，而用的是“推翻”；第二，在“社会主义”后加上“制度”两字，明确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反对”“破坏”社会主义，可以解释得很宽，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有些不同意见都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了。

反革命罪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有人提出，怎样判断是否以反革命为目的？有一些与反革命挂钩案，犯罪分子的目的不是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为了要钱，或者说是由于对某某人不满，有私愤。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判断目的和行为不可分。有的人向敌特写信，要枪，要活动经费，而且把军事情报都投寄去了，怎么还能说不是反革命目的呢？！

有人说，反革命言论不是行为，不能治罪。刑法是没有思想罪的，只要没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不判罪。但是，不能说言论不是行为。例如，诽谤是言论，但也是行为，向大家散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就是反革命煽动行为。所以，刑法规定了诽谤罪、反革命宣传罪。

4.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刑法在三十三稿基础上，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内容。特别在保障公民人身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作了规定，主要有：

第一，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诬告陷害是林彪、“四人帮”迫害干部、群众的一个重要手段。诬陷某人是大叛徒，某人是特务，某人里通外国，加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规定诬陷罪。刑法规定，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为了区分诬陷与错告的界限，又规定，不是有意诬陷，而是错告，或者检举失实的，不适用诬告陷害的规定。在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诬告陷害是他们的重要罪行。因此，诬告陷害不仅是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问题，还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手段。规定严禁诬告陷害，就是从法律上防止“文化大革命”一类事再发生。

第二，严禁聚众“打砸抢”。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有人说，“打砸抢”不是法律语言，实际上经过“文化大革命”，一提“打砸抢”都知道是指什么。

第三，严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恶习，流毒很广、很深、很顽固。虽然早在中央苏区时代就再三提出，要严禁逼、供、信，但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刑讯逼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刑法对此提出“严禁”是完全必要的。

第四，严禁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这个罪名，原三十三稿有规定，这次规定得更加具体了。(www.daowen.com)

第五，增加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是侮辱、诽谤罪。

第六，增加规定，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秩序。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的、国家和社会遭受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要处刑。

第七，增加规定，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的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要处刑。

以上这些规定，都是吸收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把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就可以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人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防止“文化大革命”一类事再发生。没“文化大革命”，写不出这些规定。有人提出，刑法规定的都是“严禁”的，所以不同意规定“严禁”什么什么，主张只规定什么样行为是什么罪，怎么量刑，就可以了。这几个“严禁”，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问题，明确规定，使大家一看就知道，可以给人民以法律武器，谁要再搞“文化大革命”这一套，人民就可以以此进行斗争。

5.刑法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反过来又为经济基础服务。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和个人合法财产，是刑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刑法规定，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也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依法归个人、家庭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等生产资料。当时有的同志不赞成在刑法中写保护“私有”“私人所有”，总想把“私”字去掉。我们认为，必须明确保护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必需的，是党和国家政策明确规定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任意侵犯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不仅强收社员自留地，乱砍社员房前屋后的树木、果树，而且蛮横地侵犯他们各种合法财产和家庭副业等，造成很大危害。刑法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有重大意义。在侵犯财产罪中，刑法对抢劫罪、贪污罪，最高刑都规定了死刑。

6.刑法只能解决成熟了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有些同志主张规定得全一些。但有些问题，如医疗事故等，经验不成熟，多方意见极不一致。怎么办？有的同志认为，现在不能实行而将来可以实行的，也应写上。我们认为，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定了法律必须严格遵守，刑法只能解决成熟的问题，凡是经验不成熟，各方意见分歧很大的问题，刑法中都不规定。待将来经验成熟后，再予以补充。

有些犯罪行为刑法分则中没有规定，怎么办？刑法保留了有严格限制的类推。刑法规定，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类推，但必须：第一，要比照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第二，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过去，对适用类推解决一些问题，注意不够。有些同志遇到刑法没有规定但需要判罪的犯罪问题时，就不知怎么办好了，往往就埋怨刑法规定的“不完善”，而不去注意适用类推的办法。

现在，各部门在起草单行法律时，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要规定惩罚，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哪些应当定为犯罪，却缺乏实践经验。能不能没有实践经验就急忙定上呢？我认为，这是与我们从实际出发的立法原则不符合的，定了也可能行不通。应当按照制定刑法的原则办，凡是经验不成熟的，暂不要规定，发生问题时可先采用类推的办法，等有了案例，有了经验，再予以补充。

7.关于责任年龄。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岁的不负刑事责任，不满十八岁的不适用死刑。这是根据我国的情况，总结我国过去的经验，并参考了各国的规定确定的。

有的同志对不满十八岁的不适用死刑，有不同看法。他们说，有些十六、七岁的人犯罪，十分严重，应当允许判处死刑。现在，青少年成熟早，是否要对责任年龄适当降低一些，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研究。但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决不能根据个别或少数的情况，而要考虑普遍的情况；不能只考虑一方面，而要全面考虑。个别的案例总可以找得出来，例如有个地方发生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杀了个小女孩，而且煮肉吃。这还不残酷，还不严重？！要不要判死刑呢？刑法能不能根据一时、一事的情况来规定？不成。如果根据这一案例规定十二岁就可以判处死刑，是不成的，肯定会引起另一方面的意见。有人说，规定不满十八岁不适用死刑，等于是鼓励青少年犯罪。不满十八岁不适用死刑，并不是就不处刑，刑法规定，可以判处无期，可以判处死缓。无期、死缓是很重的，怎么能说是鼓励他们犯罪呢？还有人说，满十八岁就可以判死刑，不满十八岁，只差几个月、甚至几天，就不能适用死刑，不公平。法律总是要有一个界限，不管这个界限定在哪里，都会发生差几个月、差几天的问题。

有的同志对不满十四岁不负刑事责任也有意见。同样，由于现在犯罪向低龄化发展，青少年比过去成熟早，责任年龄问题可以研究，但不能降得太低。不满十四岁不负刑事责任，但对他们不是就不管了。刑法规定，他们的家长、监护人要对他们加以管教，必要时政府可以收容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