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民法根据什么原则，彭真同志一贯强调，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彭真同志说：“我们的民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不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民法，也不是英、美、欧洲大陆或者日本的民法。我国的民法从哪里产生？要从中国的实际产生。首先要从中国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立法的根据。”他还说：“如果说什么是民法的母亲的话，就法律体系本身来说是宪法，但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实际是母亲。”

强调要从中国现实的实际出发，那么中国的实际是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宪法第一条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我们在起草民法时，必须根据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我国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体现了改革精神，提出了改革任务。宪法序言中写到，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提出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就是要不断改革。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一定要很好地总结、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经验，把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成熟经验，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民法充分总结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以保证和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加强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政企分开，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各种经济形式，这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在民法通则中都有所体现。

从中国实际出发，不但要研究我们现在的实际，而且要研究中国历史的实际。彭真同志讲：“研究问题、立法，不能割断历史。民法一方面要以现实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另一方面法律本身又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体系。起草民法，除研究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外，还要研究我国历史的实际，研究我国的民法史，批判地吸取其中好的有用的东西。”他还特别提出，要注意研究群众的风俗习惯。他说：“对群众中的风俗习惯、传统，不要小看，也要很好地调查研究，忽略了就很难行得通，特别是在农村。当然，对风俗习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最大多数人民最大利益的立场上，进行具体分析，抛弃其中封建的、落后的东西，吸取好的、有用的东西。”我们有些传统的优良习惯，在民法通则里有体现，如监护的某些内容等。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是不是就不要研究国外的经验？不是。对外国的经验、外国的民法，也要研究和借鉴。彭真同志说：“对国外的经验，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要参考、借鉴。”为什么要这样？民法要调整商品生产，商品生产是有共性的，资本主义民法的历史要比我们长，我们可以研究、借鉴。比如法人制度，外国就比我们有经验，有些经验可以吸收。我们有关法人的规定，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做出的，但也吸收了不少外国这方面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又比如，专利权、著作权（版权）等，外国发展得也比我们早，也要借鉴。同时，我们实行对外开放，要进行国际交往，不考虑国际上的经验和惯例是不成的。当然，参考、借鉴外国的经验，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吸收其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吸收精华，抛弃糟粕，而不是照抄照搬。从民法起草小组一成立，对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苏俄民法典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法，进行了研究。民法通则吸收了不少国外有益的经验。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主要是内容。要制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在内容上就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最根本的。还有，制定民法的步骤和形式，是一下子就搞民法典，还是搞民法通则和单行法，以及民法起草的步骤，也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www.daowen.com)

制定民法采取什么步骤？是一下子就搞个完整的民法典，还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先制定单行法？建国初就遇到这个问题，那时就有人主张搞一部完整的民法典。1979年成立民法起草小组时，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同年11月，彭真同志在对民法起草小组中心组的同志谈话时，讲了这个问题，提出要两条腿并行。他说：“你们的任务（指起草小组）是搞个总的民法，单行法也可以搞。”

民法起草小组成立后，集中了有关部门的同志，包括法院的同志，实际部门的同志，还有些专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到1982年就搞了民法四稿，有成绩。这时候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由于民法涉及到各个方面，情况很复杂，那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正在发展，当时就要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有困难，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彭真同志、习仲勋同志（当时是法制委员会主任）决定，采取“零售”的方针，即先制定单行法，根据需要，哪个成熟了，就先制定哪个。

为什么说当时制定完整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呢？制定民法要从实际出发，那就要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经验。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城市大规模的体制改革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1982年时，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全面开展，有些问题还没有底。不是同志们对民法的起草工作不重视、不努力、不抓紧，而是客观条件还不成熟。例如科技改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科技改革的决定，1982年时还没有明确提出技术成果是商品，民法四稿里有发明权、发现权，但没有规定专利权，因为当时的科技改革还没有到现在这种程度。现在看，如果当时就制定完整的民法典，这一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科技改革的经验，不可能完全体现进去，搞得不好，甚至有可能束缚改革的手脚。如果等所有问题都成熟以后再制定民法典，那么可能到1986年也制定不出来，因为现在也还没有制定版权法。

根据中央“零售”的方针，从需要和可能出发，把已经成熟的部分，用单行法的形式先制定出来。几年来，先后制定了一批单行民事法律，1986年又制定民法通则，民法四稿中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有了。实践证明，采取“零售”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样做，民事立法不是慢了，而是快了。所以，彭真同志在委员长会议上讲：“民法典和单行法同时搞，哪一部分成熟了就先制定哪一个，这几年搞了一批单行法。”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对的。如果等整个民法典都成熟了再制定，那么民事立法到现在还可能是一篇白纸。

这几年制定了一批单行民事法律，但还缺少民事关系、民事活动需要共同遵守的规范。例如，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程序，但什么是有民事行为能力，什么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缺少规定。经济合同法中提到法人，但法人需要什么条件，也还没有规定。因此，需要对民事关系、民事活动应当共同遵循的规范作出规定。在起草中碰到一个问题，是搞民法总则，还是搞民法通则？开始想搞民法总则，但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规定的内容，比传统的民法总则要广。例如，民事权利问题，我们那时虽然有了一批单行的法律，如继承法规定了继承权，专利法规定了专利权，但是，有必要把公民和法人的主要民事权利给予概括的规定。这样有两点好处：一是可以使大家一目了然，有利于公民、法人正确行使民事权利，也有利于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二是已有单行法并没有把所有的民事权利都加以规定。比如，那时版权法还没有制定，而著作权（版权）是重要的民事权利。又如名誉权，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982年宪法专门规定了一条，即“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在刑法里体现了这个精神，刑法规定，禁止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但侮辱、诽谤并不都构成犯罪，有一些不够刑事处分的怎么办，就是说还有一些是属于民事方面的问题，要由民法来保护，我们不可能专为保护名誉权制定一个单行法。民法通则对基本的民事权利作出规定，可以补充单行法中还没有规定的内容。这么一来，就与传统的民法总则的内容不完全一样了，传统的民法总则不包括这些内容，所以称民法总则有问题。曾想叫民法总纲，向委员长汇报后，委员长提出可否称民法通则。经研究认为，称民法通则好，更符合实际。所以，最后就叫民法通则，这是根据需要规定的内容作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