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根据需要和可能，制定了一些单行的民事法律。关于民法的起草工作，先后有过三次。

第一次抓民法起草工作是1954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国后头三年，主要是继续进行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社会改革，恢复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那个时候，没有条件和可能起草民法。

1953年，社会改革运动基本完成，国民经济从恢复时期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建设时期。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着手研究起草民法的工作。那时起草民法还有一定困难，因为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法律是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在过渡时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要制定一部相对长期稳定的社会主义民法当然有困难。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基础来讲，制定社会主义民法有了条件。1956年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八大的决议是正确的，可惜后来没能很好坚持贯彻，不久进行了反右派的斗争，民法的起草工作停了下来。1958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以陈伯达为代表，主张废除商品、货币，在他们看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民法的起草工作当然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了。

第二次抓民法起草工作是在1962年。

由于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提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进行等价交换，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1962年提出，不仅刑法要制定，民法也需要制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又一次进行民法的起草工作。但是时间不长，开展城乡社教运动，1966年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民法的制定工作又停了下来。

回顾这段历史，从民法的两次起草中断的情况可以看出，凡是国家进行经济建设，重视商品生产，强调法制的时候，就重视民法的起草工作。民法起草工作的两次中断，除客观条件和其他原因外，主观思想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商品经济如何认识。

第三次起草民法是在1979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对制定民法的工作非常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同志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加快我国法制建设的步伐，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法制委员会，当时彭真同志刚恢复工作，中央决定由他来领导法制工作，彭真同志出任法制委员会主任。同年，法制委员会成立了民法起草小组，开始民法的起草工作。1982年制定的新宪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专门有一项规定，即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民事方面的基本法律，就是指民法。

为什么这时党和国家对民法的制定这样重视呢？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1982年宪法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法律是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服务。因此，制定保障经济建设方面的法律，就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法制如何保障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呢？一方面，要打击破坏经济建设的经济犯罪行为；另一方面，要把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准则，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准则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对经济的行政管理；一个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的经济关系。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的经济关系，是经济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需要制定民法。(www.daowen.com)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律。为什么要有民法？最根本的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商品，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彭真同志在1985年12月召开的全国民法通则座谈会上讲，我国所以要制定民法，主要因为还有商品。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但还存在着三种经济。不同经济之间，各种经济自身之间，以及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都要有商品交换，要有市场。同时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需要制定民法。

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发展商品，商品经济的作用多大，民法的作用如何，对这些问题，并不是所有人的认识都完全一致。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价值、市场的作用，认识是不够的，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如指令性计划、调拨等，因而对民法的重要性也就认识不足。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没有解决好，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在五十年代，斯大林有一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他在著作中肯定了在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商品生产，但他又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活动的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属于商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提出，改革的基本方向必须符合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国的商品经济从总体上讲，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既然是商品经济，必然有共性，如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等，需要有民法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农村要进一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要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适当减少调拨物资的种类和数量；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鼓励横向的经济联合，等等。因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民法适用的范围不是越来越缩小，而是越来越扩大，民法的作用不是越来越减弱，而是越来越重要。

现在，我国正处在新旧经济体制改革的转换过程，新的经济体制要逐步地形成，对旧体制要进行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出现一些漏洞。这几年，经济搞活了，发展了，由于有些规定跟不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被有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这就需要赶紧制定这方面的法律。1985年，彭真同志在委员长会议上说，现在发生经济纠纷，谁负责，负什么责任，不太清楚，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也缺乏依据，所以需要制定民法通则。

总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制定民法。

第三，实行对外开放的需要。

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我国同外国进一步开展经济、贸易、技术、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就需要健全法制。1985年全国人大会议后，日本邀请彭真同志去访问，彭真同志在日本访问期间，中心讲了一个问题，即中日之间的友好，必须有经济上的合作为基础，而经济方面的合作，应当是全面的经济合作。就是说，经济合作不仅是贸易合作，还有技术合作、资金合作等。彭真同志在日本国会上的讲话，对关东、关西财团的讲话，都谈到这个问题。日本方面提了两个问题，一是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环境，二是法制。关于通讯、交通等基础设施，是由政府解决的问题。关于法制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外国人希望我们制定有关的法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在我国投资，要与我国进行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他们希望他们的合法利益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比如，外国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投资，搞合资经营或者独资经营，会不会被收归国有？这个问题，国家领导人在美国访问时作过回答，我们不收归国有。彭真同志在日本也讲了这个问题。讲是讲了，但外国人还不放心，因为他们重视的是法律有没有规定。彭真同志提出，我们要加快涉外经济立法工作，从法制角度推动和保证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在从日本回国的途中，他在飞机上就谈这个问题，回国后，又在常委会会议上、委员长会议上，以及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的会议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一起研究需要制定哪些法律。大家提出要制定这个法那个法，民法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会后，彭真同志向邓小平同志谈了搞民法通则的问题，决定力争在1985年秋、冬提出草案。

第四，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宪法是法制建设的基础，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有了宪法，还需要有各方面的基本法律，如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民法是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立法方面讲，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必须制定民法。

从司法角度讲，也迫切需要制定民法。这几年审理的民事案件数量很大，经济纠纷案件发展很快。1985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24万件，审理的民事案件是84万件，比刑事案件多两倍，其中还未包括调解的民间纠纷。如果把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都算上，那就更多了，每年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大概是600万件到700万件，1985年是600多万件。从经济纠纷案件来讲，这些年增加得非常快，1983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是44000件，1984年增加一倍，达85000件，1985年为22万件，相当于1983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五倍。这个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实际存在的客观情况，因为有很多经济纠纷没有到法院，而是由仲裁机关仲裁或者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了，实际上发生的经济纠纷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从这些年的变化可以看出，经济纠纷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制定民法，经济活动、民事活动就有了依据，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时，也就可以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