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了民主和法制问题，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出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必须把立法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为了加强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以彭真同志为主任的法制委员会。叶剑英同志在五届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讲，人大和常委会必须加强立法工作，如果搞不好，就是没有尽到职责，就是尸位素餐。法制委员会成立后四个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提出了包括选举法、地方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内的七部重要法律。

为了适应加强立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对立法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由过去全国人大是唯一立法机关，改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二是，国务院从过去只能制定行政措施，改为有权制定行政法规，部、委可以制定规章；三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权力机关以及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权力机关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四是，授权广东、福建和海南、深圳、厦门等经济特区，可以制定单行的经济法规；五是，授权国务院对改革开放中制定法律尚不成熟的问题，可以先制定单行条例或规定。这就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法律为骨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区经济法规在内的，统一的、多层次的立法体制。这种体制有利于加快立法工作，适应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各方面的需要。(www.daowen.com)

1979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把立法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1982年，制定了新的宪法。新宪法根据党在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在国家机构方面，制定了选举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代表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等。在民事法律方面，制定了民法通则。民法通则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是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律，对民事关系的基本原则、民事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合伙组织等）、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民事责任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等，做了基本规定。同时，先后制定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海商法等一系列单行民事法律。民法通则和这一系列单行民事法律，形成了我国的民法。在刑事法律方面，1979年制定了刑法。刑法制定后，随着情况的发展，制定了不少有关刑事方面的补充修改决定，如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禁毒的决定、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等。另外，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还制定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诉讼程序方面，制定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有关公民权利方面，制定了工会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在经济方面，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破产法，制定了一大批有关国家加强对自然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环境保护以及对社会经济活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如草原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水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各方面的法律，以及海关法、会计法、统计法、计量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标准化法等。在对外开放方面，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等。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文化、卫生、科技和其他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以1982年宪法为基础，一系列国家机构的、民事的、刑事的、诉讼的、经济的、涉外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基本法律，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