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同志提出，立法要“备而不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法律要完备，各方面的法要有，如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等等。但是基本法的规定不能太繁、太细，只能解决关键、主要的问题。法律是行为规范，规定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因此，一定要明确，不能模棱两可，但明确并不是说要定得非常繁琐。我们有些法律的规定比较概括，为什么？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全国10亿人口，50多个民族，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什么问题都要由中央统一规定，要“一刀切”，是行不通的。例如，有的同志说刑法中规定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太笼统，希望定出具体的数额。不是不想定得具体点儿，而是因为现实社会的情况很复杂，城乡不同，沿海、山区不同，怎么能定一个一样的标准呢？再拿草原、森林来说，内蒙的草原与新疆、西藏就不完全一样，东北大兴安岭的森林与云南的森林也很不相同，怎么能“一刀切”呢？因此，有些只能规定得概括些，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予以具体化。

第二，有些事情本身太复杂。例如，刑法对杀人罪量刑的规定，从三年徒刑到死刑。有的同志说，幅度太大了。杀人有各种各样情况，有的是强奸杀人、抢劫杀人、报复杀人，还有的是出于义愤杀人。过去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有个青年作恶多端，父母管不了，找政府管也没有解决，结果全家商议把自己的孩子杀死了。当然，政府没管是不对的，家长自己动手也是错的，但这种杀人与强奸杀人、抢劫杀人的性质、后果就不一样，如果不规定相当的量刑幅度，就不能适应各种复杂的实际情况。

第三，有些问题经验不够，只能作原则规定。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期，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实验，规定得太细了不成。拿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来说，有人说条文太简单了。1979年制定这个法的时候，有些问题还没有经验，不可能定得很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虽然条文不多，但是基本的问题规定了，对吸引外国投资，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根据这个法又制定了不少细则。再如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法律规定的行政案件适用民诉法。有些同志说，这条规定得太原则了，不起什么作用。我说这条的规定，可不简单，非常重要，起了很大作用。在制定民事诉讼法时，有些群众反映，“公家告个人一告一个准，个人告公家没门”。向彭真同志汇报后，彭真同志说，行政案件法院也要管。当时的确经验不够，不可能规定得很具体，但这条规定，是个质的变化，是很大的改革，因为过去老百姓告不了公家，有了这条规定，公民对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这还不是质的变化？！这条规定是比较原则，但是，正因为有了这条原则的规定，后来在24个法律、52个行政法规中，规定了对行政机关的处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这条原则规定，带出了76个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怎么能说没什么作用呢？！也正因为这样，才为我们今后制定行政诉讼法积累了经验。(www.daowen.com)

法要备而不繁，基本法律规定主要问题，不能定得太细，怎么办呢？第一，可以制定细则。不少法律规定了国务院、主管部门或者地方可以制定细则。第二，地方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这是法制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改革。五四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唯一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制定法令，不能制定法律。为了加快立法工作，八二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法律，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这里规定的是与法律“不抵触”，而不是写的“根据法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法律还没有规定的，地方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可以先定地方性法规。第三，可以依法进行各种法律解释。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法律解释的决议”，规定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在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其他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国务院及国务院主管部门进行解释。第四，在刑事审判中，可以依法进行类推，全国各种犯罪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不可能都在刑法中予以规定。因此，刑法保留了类推的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等有了经验，再对刑法进行补充。

法律是人人要执行的，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法律的遵守和执行，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的自觉的基础上的。这个特点反映在法律上，就要尽量通俗，使老百姓易懂。当然，有一些法律上的专门术语，如“法人”、“诉讼”等，有一定特定的含义，在世界上是通用的，这就要通过普法，进行宣传，慢慢地使大家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