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被告有权得到“无偏私的陪审团”（impartial jury）的审判。可是，如果媒体的报道很多，特别是如果媒体的报道带有特定的倾向性，可能使一些陪审员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进而可能对诉讼中的个人（特别是刑事案件被告人）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涉及的不仅仅是媒体的言论自由，也有被告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若要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需要结合具体案件来判断。

1961年的Irvin v.Dowds案，就涉及这一问题。^[29]1955年4月，莱斯利·欧文（Leslie Irvin）因为涉嫌六起系列谋杀案而被捕。在警察审讯的过程中，欧文承认自己有罪。这一情况被媒体广泛报道。在甄选陪审员的过程中，430名陪审员候选人中有375人告诉法官，他们认为欧文有罪。在最终选出来的12名陪审员中，8人在审判前告诉法官，由于媒体对此案的广泛报道，他们已经对欧文是否有罪形成了看法。但他们告诉法官，他们能够依据法庭上出示的证据作出公正的裁判，而不受外界和媒体的影响。^[30]案件随即进入庭审，欧文被定罪。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后，大法官们推翻了对欧文的谋杀定罪，认为审前的密集报道已经使他不可能在当地得到公正的审判。不过，正如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在协同意见中指出的，在本案中，“最高法院尚未决定，刑事案件中的公正司法是否必须服从于保护我们的宪政体制的另一项价值——新闻自由”。^[31]

在1966年的Sheppard v.Maxwell案中，最高法院对相关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的考察。萨姆·谢泼德（Sam Sheppard）是俄亥俄州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32]1954年7月的一个晚上，谢泼德的妻子在家中被杀害。据谢泼德本人的说法，在他的妻子被杀的那个晚上，他的妻子睡在二楼的卧室，而他则睡在一楼的客厅里。大约半夜的时候，他听到妻子的尖叫声。他冲上楼去，看到一个“蒙面人”，并与之进行了搏斗。但最终“蒙面人”还是逃离了现场。此案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许多人根本不相信谢泼德的说法。在谢泼德正式被捕前，当地许多媒体就认定他是杀害其妻子的凶手。“为何警方不侦讯首要嫌疑人？”“为何不把谢泼德投入监狱？”“邻居揭露谢泼德有‘性伴侣’”……类似报道充斥着当地的报纸。在这种背景下，警方逮捕了谢泼德。1954年12月，陪审团作出了谢泼德有罪的裁决。谢泼德以审判过程受到媒体的严重干扰为由，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但当时的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受理该案。不过，Sheppard并没有放弃，而是不断申请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不断上诉。直到1965年，最高法院终于签发了调卷令，同意提审该案。

在1966年6月6日发布的判决意见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以8：1的投票推翻了12年前初审法院对谢泼德作出的有罪判决，并命令下级法院重审该案。在代表多数派发表的判决意见中，汤姆·克拉克（Tom Clark）大法官指出：“正当程序要求，对被告的审判必须由一个未受外界影响的、中立的陪审团进行。”此案中，由于在此案审前和审理期间媒体的大量报道，被告人未能获得公正的审判，具体表现为：初审法院的法官未能消减审前的各种带有偏见的报道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能控制法庭内混乱的状况，以致使审判变成了群众的“狂欢”（carnival）。^[33](www.daowen.com)

克拉克大法官承认，媒体对于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媒体的监督能够有效地防范审判不公。所以，法院通常不能直接限制媒体传统上一直拥有的报道诉讼程序的权利。但是，法官有责任通过恰当的方式控制庭审程序，以保障被告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34]具体而言，法官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陪审员预先审查（voir dire），延期审理，或将案件转移到另一未受传媒影响的地区进行审理，以及陪审员隔离等。^[35]

Sheppard案的判决公布之后，有些人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意味着，法官应该使用限制性命令和藐视法庭罪来控制新闻界对案件的报道。对此，克拉克大法官在一次演讲中讲道：“最高法院绝不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藐视法庭罪，而且可以说，它今后也绝不会主张使用该权力，因为这项限制过于严厉……我们没有必要危及新闻自由。”^[36]但是，实践中，Sheppard案却成为直接针对媒体的限制令不断增多的动因。